聚眾沖擊國家機關案辯護詞

一、本案偵查程序違法，違法收集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其一、昭陽區公安分局未嚴格遵守公安機關負責人回避及辦案人員回避的規定。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等聚眾沖擊的國家機關就是本案的偵查機關昭陽區公安分局。正是這個被沖擊了的“國家機關”收集了本案的全部證據材料，很顯然，昭陽區公安分局在本案中扮演了球員和裁判的雙重角色。除法理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外，昭陽區公安分局及其負責人應當回避的法律依據也是明確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二十四條中規定，“公安機關負責人、偵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自行回避：(一)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四)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

昭陽區公安分局是本案中的當事人，局長張某是該局的負責人，在履行職務之外，張某當然與本案無關，而一旦涉及到本案，局長張某代表的就是被“沖擊”的國家機關昭陽區公安分局，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關于公安機關負責人回避的規定，張某在本案中理應回避。

其二、事件發生后違反法律規定讓作為證人的民警參與調查收集證據。

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按法定程序收集，鑒于昭陽區公安分局以上兩方面違法情形的存在，從證據三性的角度，公訴人出示的全部證據都不能被采信。

二、被告人趙某等人的行為性質不是“沖擊國家機關”。

辯護人手中有兩本書，一本是最高法院副院長劉*琛主編的《刑法分則及其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一本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及刑法修改小組負責人周*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熊*國等主編的《刑法罪名精釋》，兩本書在對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的構成要件上均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無法正常工作，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而“聚眾沖擊”是指在首要分子糾集下，多人強行沖闖國家機關。主機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為的目的動機就是企圖通過沖擊活動制造事端，給國家機關施加壓力，以實現自己的某種無理要求或者借機發泄不滿情緒。由于是聚眾性犯罪，因而沖擊活動必須基于眾多行為人的共同故意，即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是在實施沖擊國家機關的行為(《刑法分則及其配套規定新釋新解》第1798-1801頁)。分析被告人等在2007年11月16日晚到鳳凰派出所的行為，顯然與上述要件不符：

其一、被告人趙某等到鳳凰派出所是過問大關路政同事被打的事，不是為了“制造事端”，“實現無理要求”或者“借機發泄不滿情緒”，不具備沖擊國家機關罪的主觀要件。

《人民警察法》第二條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包括“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第三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接受人民的監督”。可見依法查處被告人等大關同事被打一事是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的職責，不管是不是違法犯罪行為的受害人，都有權過問和監督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履行職責的情況，不要說在“無名小吃”被打的五人與趙某等人是同事，即便不是，或者說是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去過問派出所是否存在“不作為”和“要個說法”也是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之權，與為了“制造事端”，“實現無理要求”或者“借機發泄不滿情緒”的目的動機有著質的區別。既然被告人等到鳳凰派出所的目的動機正當合法，當然就不符合沖擊國家機關罪的主觀要件。

其二、趙某、沈*洪等人的行為不符合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的客觀要件。

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的客觀要件包括兩方面，一是行為特征，二是損害后果。行為上必須是“聚眾沖擊”，即在首要分子糾集下的多人為了實現“無理要求”或者“借機發泄不滿情緒”而“強行沖闖”國家機關。

辯護人的如上分析是針對當晚被告人等行為性質的認定即罪與非罪而言的，辯護人認為趙某等人無罪，絕不意味著贊同其當晚的做法。恰好相反，辯護人認為當晚被告人等找公安機關是對的，而在處理上是不當的，表現得過于激動和不理智，有錯自不待言，但有錯不等于有罪，在依法行使權利過程中的過激和不理智行為與聚眾沖擊國家機關有著本質的區別，同時被告人等到公安機關反映情況與警察發生沖突正如金定美等人所說的那樣不是單方的原因所導致(雙方都很激動)。

如動輒論罪，結果只能讓人民群眾遇到事情不敢也不愿再去找公安機關，因為誰也不敢說自己就不會卷入“沖擊國家機關”的法律旋渦中，這樣的結果損害的只會是法律的尊嚴和公安機關的威信，破壞的是親如魚水的警民關系，“有事找民警”也就只是一句動聽的口號。

基于上述理由，辯護人認為被告人趙某有錯無罪，建議法庭依法對其作無罪宣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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