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安處罰尋釁滋事無罪辯護有風險嗎？

治安處罰尋釁滋事無罪辯護是存在一定的風險的。因為無罪辯護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絕承認犯罪行為，已經承認的，屬于翻供，這樣一來，無論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認罪態度較好。根據坦白從寬原則，自首，坦白都可能作為法定量刑從輕的理由(是可以從輕，但不是一定)，而做無罪辯護，意味著將可能失去這些條件，一旦認定有罪，該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無罪辯護的成功率特別低，甚至帶給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總結的特別應當慎做無罪辯護的幾種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據法律規定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嚴厲的刑罰，人死不能復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辯護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給被告人帶來任何不利，否則就是滅頂之災。但正因為死刑的嚴重性，律師也一定要善于發現案件中的問題，而所發現的問題是否足以支持律師做無罪辯護，這是考量律師膽識的地方。法律規定的“疑罪從無”在司法實踐中更多的是“疑罪從輕”。我認為就通常而言，律師發現的問題或取得的證據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檢察機關指控的基本事實時，根據我國的司法實情，還是以被告人認罪、律師做罪輕辯護為上。特別是被告人具備法定的可以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時，不能因為法官認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從輕，喪失了挽回生命的機會。我認為，任何事物都沒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師首先、必須盡到的職責是如何為被告人帶來生機，實現法律的相對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選擇“殺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認定為從犯，其所獲得的刑罰根據法律規定一般應當比主犯輕。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因為主犯認罪，從犯不認罪，律師為從犯做無罪辯護，導致從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時有發生。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律師的辯護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觀評價標準，輕者被告人及其家屬不滿，重者會被被告人家屬投訴，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況下，律師一定要慎重考慮是否做無罪辯護。

(三)、可能構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構成另一罪名時，律師是否做無罪辯護，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因為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法院可以陘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師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提出構成他罪，有充當公訴人之嫌;如果僅就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做無罪辯護，可能對法院最終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發表任何意見。因此律師要綜合全案的情況，積極和被告人及其家屬溝通，將風險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屬，在聽取他們意見的基礎上決定是否做無罪辯護。

如果是辯護人辯護無罪，那沒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辯護無罪，一旦法院判其有罪，那么會認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現，在量刑時可能會從重量刑。

綜上所述，對于公民故意挑釁而被治安機關確定是尋釁滋事后處罰，多數接受處罰并且真誠反省和悔過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入罪的公民為了讓自己有罪變成無罪而加以辯護，則很有可能會變成惡意不認罪且毫無悔悟的形象而被法院重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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