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

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單位犯罪自首是以單位犯罪為前提的，沒有單位犯罪，就不可能有自首問題的研究。

立法

立法單位犯罪早在17世紀英國的《刑法》中就有規定，我國1987年1月2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在我國刑事立法史上首開了規定單位犯罪的先河。1997年《刑法》首次在我國的刑法典中規定了單位犯罪，主要集中在刑法總則的第三十條和第三十一條以及分則的相關部分。

研究單位犯罪自首，就必須正確界定單位犯罪的概念，并對其特征加以分析。

我國《刑法》[1]對單位犯罪只是從犯罪主體范圍方面進行了描述，而從概念揭示對象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來看，這遠沒有揭示單位犯罪概念的深刻內涵，但同時它又為單位犯罪的理論研究及其實踐探討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正因為如此，學理界關于單位犯罪概念的學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界定

所謂單位犯罪就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所犯的罪，系個人犯罪的對稱。此種觀點認識到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區別，也揭示了單位犯罪的主體范圍，但它實際上是對刑法條文的一種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單位犯罪即單位所犯的罪，這又犯了循環定義的邏輯錯誤。

單位犯罪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由有關負責人員決定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與前一種觀點相比，該說區分了單位意志與個人意志，但它所說的單位犯罪只限于主觀上的故意，這與刑法中規定的少數過失的單位犯罪相背離。此外它強調的單位犯罪以非法利益為要件，無疑又縮小了概念的內涵。因此，在八屆大五次會議審議的時候，由于其局限性而被否決。

單位犯罪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法定單位，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由有關負責人員代表單位決定，為本單位謀取利益而故意實施的，或不履行單位法律義務、過失實施的危害社會，而由法律規定為應負刑事責任的行為。此觀點克服了以上觀點的不足，明確地把過失犯罪納入其中，這與刑法之規定是一致的，同時也不限于以非法利益為要件，準確地揭示了單位犯罪的本質特征。

單位犯罪具有法定性，如果刑法沒有規定單位可以犯某種罪，即使公司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的行為與法律規定犯罪行為相符，也不能給該公司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定這種罪。

特征

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

單位犯罪必須是在單位主體的意志支配下實施的;

單位犯罪必須由刑法分則或分則性條文明確規定。對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處罰以雙罰制(即對單位和單位直接責任人員均處以刑罰)為主，以單罰制(即只處罰單位直接責任人員)為輔。

單位故意犯罪的集體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決策主體體現出來的。判斷犯罪行為是否體現了單位的集體意志，需要看犯罪行為是否經單位負責人決定，否則，無法形成一個單位的犯意。但是，也不能簡單的認為，負責人做出了的決定，就可以認定為單位犯罪的意志，這是要具體分析的。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

個人為進行犯罪違法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

罪名

主要是：刑法第120條資助恐怖活動罪;第125條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罪;第126條違規制造、銷售槍支罪;第128條非法出租、出借槍支罪;第137條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第140—148條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第151—153條走私罪;第159條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第161條違規披露、不披露信息罪;第162條妨害清算罪;第175條高利轉貸罪;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177條偽造、變造金融票據罪;第190條逃匯罪;第191條洗錢罪;第198條保險詐騙罪;第201條逃稅罪;第213—219條侵犯知識產權罪;第221—230條擾亂市場秩序罪;第244條強迫勞動罪;第261條虐待罪;第327條非法出售、私贈文物藏品罪;第334條第2款采集、供應血液、制作、供應血液制品事故罪;第347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第355條非法提供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罪;第363—365條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第387條單位受賄罪;第391條對單位行賄罪;第393條單位行賄罪;第396條私分國有資產罪、私分罰沒財物罪;第341條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制品罪[4];第342條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第344條非法采伐、毀壞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非法收購、運輸、加工、出售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制品罪罪

處罰根據

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在刑法理論上存在單罰制與雙罰制之分。單罰制，又稱為代罰制或者轉嫁制，指在單位犯罪中只處罰單位中的個人或者只處罰單位本身。總之，在單位與個人之間只處罰其中之一。雙罰制，又稱為兩罰制，指在單位犯罪中，既處罰單位又處罰單位中的個人。在刑法修訂以前，1979年刑法中有單罰制的規定，例如刑法第127條規定：“違反商標管理法規，工商企業假冒其他企業已經注冊的商標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對單位犯罪采取單罰制，即只處罰單位中的直接責任人員。但由于當時并不承認單位犯罪，因此刑法理論上沒有從單位犯罪的角度對此加以理解。1987年，我國《海關法》首次規定了單位犯罪，并確立了兩罰制。《海關法》第47條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機關對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該單位判處罰金，判處沒收走私貨物、物品、走私運輸工具和違法所得。”此后，我國刑事立法對單位犯罪大多規定了兩罰制。應該說，單罰制與兩罰制相比較，兩罰制更為科學。這是因為，單位是一個具有整體性和組織性的主體，因而它應當對其意志支配下的犯罪活動承擔刑事責任，而不能將這個責任推卸或轉嫁給他人。因此，作為刑事責任必然后果的刑罰，也就應當加諸單位本身。同時，單位畢竟是個人的組合體，個人是單位存在的基礎。因而，既然我們把作為自然人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認定為單位的整體行為，把他們的決定、決策視為單位意志的表現，并且這些人也是有權代表單位作出各種決定和決策并具體地實施犯罪行為，那么，他們就應該對由自己決定實施的單位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而不能將這種刑事責任全部推脫或轉嫁到單位身上。因此，也就應當對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進行處罰。這實際上還是由個人承擔的單位的刑事責任，處罰的主體還是一個，即單位，只不過刑事責任的承擔者有別罷了。由此可見，兩罰制不是對兩個主體，而是對一個主體即單位的整體處罰，是同一刑事責任根據單位成員在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而作的不同分擔，是對單位的犯罪行為的綜合性的全面處罰。因此，對單位犯罪實行兩罰制，既處罰單位又處罰單位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能夠反映對單位犯罪的全面的刑法的否定評價，有利于遏制單位犯罪。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犯罪雖然是以單位形式實施的，但實際上社會危害性主要反映在個人的行為上，因而沒有必要對單位進行處罰，只須處罰單位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只處罰個人的單罰制也是必要的。根據以上情況，刑法第31條對單位的處罰作出以下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由此可見，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實行以兩罰制為主，以單罰制為輔的處罰原則。

處罰原則

(一)單位犯罪的兩罰制

刑法對單位犯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采取兩罰制。在兩罰制中，對單位是判處罰金，判處罰金采取無限額罰金制，即對罰金的數額未作規定。

在兩罰制中，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是判處刑罰，這里的刑罰包括自由刑與罰金，主要是自由刑。對個人判處自由刑的，又有以下兩種情況：(1)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判處與個人犯罪相同刑罰。例如刑法第220條規定：“單位犯本節第二百一十三條至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之罪(侵犯知識產權罪——引者注)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這里所謂依照本節各該條的規定處罰，就是指依照對個人犯罪的規定處罰。(2)在少數情況下，判處低于個人犯罪的刑罰。例如個人犯受賄罪的，最重可以判處死刑，但根據刑法第387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見，在單位犯受賄罪的情況下，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的刑罰遠輕于個人犯受賄罪的情況。

(二)單位犯罪的單罰制

刑法在某些情況下規定了單位犯罪的單罰制，即只處罰自然人而不處罰單位。例如刑法第396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里刑法規定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但只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不處罰單位。

(三)單位犯罪的處罰適用

我國刑法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在多數情況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都要追究刑事責任。在少數情況下，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那么，如何認定單位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呢?2001年1月21日，《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規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受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對于司法機關在審理單位犯罪案件中正確地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對單位犯罪的處罰中，還存在一個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的問題。在一個單位犯罪案件中，如果同時存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在一般情況下前者比后者的作用大，前者可以認定為主犯，后者可以認定為從犯。但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是當然的主犯與從犯關系。有時不同職責的人對單位犯罪負有不同的責任，如果一定要區分主犯與從犯，則顯得十分勉強。對這種情況，2000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規定：“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根據這一規定，對于主從關系不明顯的，可以不予區分。當然，如果主從關系明顯的，仍應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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