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含義

《解釋》第3條規定，所謂“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即指行為人具有該《解釋》第2條第1款規定和第2款第(一)至(五)項規定情形之一(均系構成基本罪的條件)，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據此，認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應當把握以下幾點：第一，行為人已經構成交通肇事罪，這是前提;交通肇事但按照《解釋》第1條和第2條的規定尚未達到犯罪標準的，即使逃逸，亦不屬于其范圍。第二，行為人明知發生了交通事故，否則亦不能認定有“逃逸”行為。換言之，“逃逸”是具有主觀評價色彩的。第三，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義

修訂刑法施行后，刑法第133條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義如何，是交通肇事罪立法規定和司法適用中爭議最大的問題。爭議主要集中在這樣兩點：(1)這里的“致人死亡”是指過失致人死亡，還是也包括故意致人死亡。一種觀點認為，該規定包括故意犯罪，并進而指責其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太低。[⑦]有的學者還指出，“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殺人在內，但應該將“因逃逸致人死亡”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情形排除在刑法第133條之外。[⑧]第二種意見認為，這一規定包括過失和間接故意的致人死亡(即行為人肇事后逃逸，對被害人死亡持放任態度)，但不包括直接故意殺人。[⑨]第三種觀點認為，該規定僅限于間接故意的致人死亡，即行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傷(有死亡的現實危險，但如及時救助則可能挽救傷者的生命)，為逃逸而遺棄被害人致使其未得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論者甚至認為，刑法第133條的規定雖名為“逃逸致死”實為“遺棄致死”。[⑩]第四種觀點認為，該規定僅限于過失致人死亡的情形。[11](2)這里的“人”，是指原來的被撞傷者，還是指肇事者逃逸過程中被撞死者，或是二者兼而含之?一種觀點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事實上發生了二次交通事故：已經發生交通事故后，行為人在逃逸過程中又發生過失“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12]顯然，按照這種說法，這里的“人”指的就是肇事者逃逸過程中被撞死者。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里的“人”既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傷者，也包括逃逸過程中致死的其他人。[13]

律霸網小編認為，從犯罪實際情況看，“因逃逸致人死亡”一詞所能包含的內容，的確遠不止因逃逸而過失致人死亡的情形，而完全可以同時包含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在內。這也正是一些學者堅持刑法第133條“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過失和故意致人死亡在內的主要理由。但是，從刑法解釋論的角度正確理解和把握刑法第133條“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應當充分考慮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嚴格區分故意殺人罪與交通肇事罪的構成，故而該規定只限于過失致人死亡的情形。如果將故意致人死亡也理解為該規定之范圍內，無疑破壞了分則條文的協調性，嚴重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混淆了故意殺人罪與交通肇事罪的構成。何況，“因逃逸致人死亡”為交通肇事罪情節加重犯的加重情節，假若該情節本身具有故意殺人性質，豈不出現嚴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為性質相對很輕的犯罪(交通肇事罪)的加重處罰情節?這顯然不合理。[14]“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圍包括逃逸過程中致死的他人嗎?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從字面意思理解，似乎將這里的“人”理解為包括再次發生交通事故而致死的人在內，有一定的道理，但從立法邏輯上分析，顯然是不合適的。理由是：逃逸行為本身并非犯罪，如果逃逸中行為人未再違反交通運輸法規而致死他人，那么便無法適用該規定;如果逃逸中行為人再次交通肇事而致人死亡，那么這完全是行為人又實施了一個新的、獨立于先前交通肇事罪的交通肇事罪，而非刑法第133條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所指的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節。

需要指出，高法《解釋》第5條對該規定的含義作了如下解釋：“‘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這一規定正確地指明了“致人死亡”的“人”，僅限于行為人逃逸前交通肇事所撞傷之人，但對于“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仍未明確。因此，實踐中尤其要注意，這里的致人死亡僅限于過失，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和疏忽大意的過失。前一類型過失表現如：行為人肇事后見被害人尚能動彈或說話，以為傷勢不重，或者想象有人會救助該被害人而不致死亡，結果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后一類型過失表現為：行為人交通肇事撞傷被害人后，應當預見到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但疏忽大意根本未預見到，逃逸后被害人因未得到救助而死亡。如果行為人交通肇事后，已經認識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或必然因傷無救而死，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屬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當然，在實踐中有相當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其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的心態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沒有任何證據加以證明。筆者認為，此種情況下，本著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宜將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的罪過認定為過失。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情節的適用，務必以“逃逸”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為前提。因此，如果被害人死亡結果已由行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為所致，行為人事后逃逸，對行為人只能適用交通肇事罪的第二個量刑檔次。同樣，如果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事后逃逸的行為人交通肇事撞傷被害人后，即使立即救助也無法挽回被害人生命的，也不能適用“因逃逸致人死亡”情節，因為被害人仍由先前的交通肇事行為直接導致，而逃逸行為沒有原因力。

(三)交通肇事逃逸與不作為犯罪的問題

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可否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如可成立，又要否與交通肇事罪實行數罪并罰?這在刑法理論上存在非常大的爭論。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包括交通肇事在內的犯罪行為，不能成為不作為犯罪中引起作為義務的先行行為，因為行為人犯罪后只有義務承擔刑事責任，而沒有義務防止結果發生。[15]而有的學者則認為交通肇事犯罪行為可以成為先行行為。[16]在均肯定交通肇事后可以成立不作為犯罪的基礎上，有的學者認為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等罪與先前的交通肇事罪之間形成牽連犯，對行為人應以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等罪定罪處罰。[17]有的學者則認為對行為人應當實行數罪并罰。[18]

高法《解釋》第6條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重傷)定罪處罰。這一規定明確肯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可以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原則上為司法實踐提供了一個解決交通肇事逃逸能否及如何認定為不作為犯罪的依據。但是，尚有研究余地的問題是：(1)《解釋》第6條的規定是不作為犯罪的特別規定還是排他性規定?換言之，除了《解釋》該條所明示的情形(隱藏或者遺棄被害人)外，其他情形有無可能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筆者認為，根據不作為犯罪原理和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構成特征，只要交通肇事者具有作為義務，同時主觀上具有致人死亡、致人重傷的故意，同樣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如上文所述，行為人交通肇事后，只要已經認識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死亡，而對這一結果放任的，就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殺人罪，而非屬刑法第133條之“因逃逸致人死亡”所評價。然而，在這種場合下，不作為犯罪的成立，并不限于《解釋》第6條所明示的情形。(2)當行為人構成不作為犯罪時，對行為人究竟以不作為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一罪定罪處罰，還是也對交通肇事罪一并定罪實行數罪并罰?筆者贊成實行數罪并罰。理由是：這種情況下，犯罪行為既非牽連犯也非吸收犯，而是各自獨立的實質數罪。以交通肇事后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為例，行為人出于過失交通肇事后又具有故意殺人的故意，談不上牽連犯和吸收犯成立所要求的各犯罪行為追求一個最終目的的特征;在客觀上，交通肇事作為前行為，并非后行為故意殺人的必經階段，故意殺人也非交通肇事的必然結果，因而兩者之間不存在所謂吸收關系。交通肇事與故意殺人行為之間，更不存在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目的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關系。需要指出的是，當行為人因交通肇事后逃逸而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時，對行為人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的部分，不應再考慮適用“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量刑情節，而只適用第一個量刑檔次。否則，違背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