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2007年6月5日第6版刊登了一起“碰瓷”卻致同伙死亡的案件,案情大致是這樣的:2006年3月15日10時許,犯罪嫌疑人韓某、賀某、暴某、曹某密謀,欲通過“碰瓷”的方法即有意制造交通事故向對方勒索錢財。當時他們商量的方法是:選好目標車輛后,用兩輛車互相配合,前邊車先輕踩剎車,后邊的車跟著踩死剎車,讓在后面行駛的目標車撞到他們的后車上,前車繼續行駛,后車上的人下來跟目標車的司機要錢。后因暴某駕駛的小車后視鏡不是很清楚,不好判斷與后車間的距離,賀某等讓其到一邊等著,暴某遂駕車去加油。11時許,韓某、賀某、曹某等在一條主要交通干道上,確定了自西向東行駛的王某駕駛的半掛大貨車為目標,曹某、賀某分別駕駛一輛小車追趕,超越后減速行駛。當曹某駕駛的前車(內乘韓某)突然制動后橫向停在路上,緊跟其后的賀某隨后緊急制動并向左打輪,正常行駛的大貨車司機王某發現情況后反應不及,致使大貨車先將賀某的車撞到了路溝里,而后繼續行駛撞到了曹某的前車,造成曹某當場死亡、韓某受傷、三車損壞。暴某駕車趕至案發現場,事故已發生,隨后趕往醫院看望受傷的韓某。賀某留在現場,待交警趕到后接受了調查。公安交通部門發現此事故疑點眾多,請刑偵隊協助調查。后賀某交代了事實真相,遂案發。
本案發生后,對韓某等人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著多種意見。筆者認為,本案中賀某、韓某、暴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他們在追趕攔截被害人王某駕駛的大貨車過程中,致使同伙曹某死亡的行為,同時觸犯了交通肇事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即按敲詐勒索罪(預備)定罪處罰。理由如下:
一、賀某、韓某、暴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
我國《刑法》第22條第1款規定,“為了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是犯罪預備。”據此,犯罪預備具有以下四個特征:1.主觀上是為了實行犯罪的目的。這表明行為人具有明確的犯罪故意。只有在具體的犯罪故意支配下,行為人才能為具體犯罪的實行行為準備工具、制造條件。2.客觀上實施了犯罪預備行為。即為了實行犯罪而準備工具、制造條件。準備工具,就是準備實行犯罪的工具,例如,為了入室盜竊而偷偷配置他人房間的鑰匙。制造條件是指創造有利于實行犯罪的各種便利條件,例如,尋找被害人、誘騙被害人前往犯罪場所、排除犯罪障礙、勾結犯罪同伙、商議犯罪的實行計劃等。3.未能著手實行犯罪。犯罪預備是故意犯罪在預備階段的一種結局形態,行為人事實上未能著手實行犯罪;如果已經超出了預備階段,著手實行了犯罪,就不可能是犯罪預備。未能著手實行犯罪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預備行為沒有實施終了,由于某種原因不能繼續實施預備行為,因而不可能著手實行;二是預備行為已經實施終了,但由于某種原因未能著手實行。4.未能著手實行犯罪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即行為人本來打算實施完預備行為后著手實行犯罪,但是由于出現了違背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行為人在客觀上不可能著手實行犯罪。[1]按照我國《刑法》第24條的規定,如果行為人在預備階段自動放棄了犯罪預備行為,或者自動不著手實行犯罪,則屬于犯罪中止。所以,在犯罪預備階段,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著手實行犯罪時,才是犯罪預備。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的關鍵區別在于行為是否進入了著手實行:如果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如果沒有著手實行犯罪,而是在犯罪預備階段,由于行為人意志意外的原因而使犯罪被迫停止下來的,則屬于犯罪預備。就敲詐勒索罪而言,由于該罪是以不法所有為目的,對他人使用威脅的方法,索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所以,敲詐勒索罪的實行行為無疑是對他人進行威脅并索要財物的行為。那么,開始對他人進行威脅并索要財物,就是敲詐勒索罪的著手實行行為。如果行為人已經開始對他人進行威脅并提出了索要財物的要求之后,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例如,被害人拒不交付財產或者行為人被制服等)而未得逞的,是敲詐勒索罪的未遂;如果行為人還沒有開始對他人進行威脅并索要財物,而是處在尋找機會、創造條件的階段,待條件成熟后再向對方提出威脅并索要財物的要求時,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提出威脅并索要財物的,則屬于敲詐勒索罪的預備。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韓某、賀某、暴某、曹某密謀,欲通過“碰瓷”的方法即有意制造交通事故向對方勒索錢財,并制定了詳細的犯罪計劃;之后,又選擇了大貨車司機王某作為勒索的對象,并對王某實施了追趕、攔截等行為。這一系列行為,目的很明確,就是在為其實施敲詐勒索犯罪創造有利條件。在韓某等人看來,如果不制造這樣的交通事故,就無法對大貨車司機王某提出威脅并索要財物。由此可見,韓某等四人在主觀上已經明確地認識到了他們的這些行為都是在為其之后實施勒索財物的行為做準備,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僅僅有這些準備行為還不能實現非法獲取財物的目的,要想非法獲取財物,除了制造交通事故、創造勒索財物的機會以外,還必須實施威脅對方并索要財物的行為。所以,韓某等四人在主觀上完全符合犯罪預備的主觀條件。在客觀上,韓某等四人制定了較為詳細的犯罪計劃,并對大貨車司機王某實施了追趕、攔截、撞車等行為,這一系列行為,從本質上講,都是為韓某等四人進一步實施敲詐勒索行為做鋪墊的預備行為。所以,符合犯罪預備的第二個條件。其次,從行為所處的階段來說,韓某等四人的行為仍出于敲詐勒索罪的預備階段。如前所述,敲詐勒索罪的實行行為是從對他人進行威脅并索要財物開始的,在此之前的所有行為都是敲詐勒索罪的預備行為。
本案中,韓某等四人只是實施了制定計劃、追趕、攔截、撞車等行為,還沒有來得及對司機王某實施威脅并索要財物的行為。所以,從事實來看,韓某等人的行為未能著手實行犯罪,符合犯罪預備的第三個條件。最后,韓某等人之所以未能著手實行犯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即由于韓某等人選擇目標錯誤以及操作失誤,導致同伙曹某當場死亡、韓某受傷和三車損壞的后果,以致無法繼續實施既定的向王某索要財物的行為。這一結局是出乎韓某等人的預料之外的,所以,也符合犯罪預備的第四個條件。綜上所述,韓某、賀某、暴某、曹某四人的行為共同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對已經死亡的曹某不追究刑事責任,但對韓某、賀某、暴某三人應以敲詐勒索罪(預備)追究刑事責任。
二、賀某等人的行為同時觸犯了交通肇事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即按敲詐勒索罪(預備)定罪處罰
根據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構成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的客體要件是交通運輸安全;客觀要件表現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主體要件是一般主體,即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及其他人員;主觀要件是過失,即應當預見自己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可能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因為疏忽大意而投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行為人也可能有意識地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故意”的,但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往往是輕信能夠避免結果的發生,因而仍然是過失。
本案中,賀某等人駕駛兩輛車在主要交通干線上追趕、攔截王某駕駛的大貨車,顯然違反了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條、第43條關于安全駕駛的規定,侵犯了公路的交通運輸安全,而且在客觀上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傷、3車損壞的結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體要件與客觀要件。需要說明的是,賀某等人的行為后果雖然導致了同伙曹某的死亡,而非其他人的死亡,但這并不影響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因為,造成同伙的死亡同樣侵犯了公路的交通運輸安全,同樣符合致人死亡的客觀要件,《刑法》第133條的規定并未對死亡等后果作出具體限定。人為地要求必須造成共犯人之外的其他人死亡,就會不當地縮小交通肇事罪的處罰范圍。賀某等人也是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體要件。在主觀上,賀某等人有意識地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采用兩輛車攔截王某的大貨車,自信能夠將危害結果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因為,他們本打算“用兩輛車互相配合,前邊車先輕踩剎車,后邊的車跟著踩死剎車,讓在后面行駛的目標車撞到他們的后車上,前車繼續行駛,后車上的人下來跟目標車的司機要錢。”[2]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是這樣做的。這說明,賀某等人已經預見到“碰瓷”會造成撞車的后果,但同時他們相信能夠將危害結果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否則,還如何讓后車上的人下來跟目標車的司機要錢?只是由于選擇對象錯誤以及大貨車司機反應不及,才導致傷亡結果和財產損失的發生。所以,賀某等人在主觀上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觀要件。
如前所述,賀某、韓某、暴某的行為同時觸犯了敲詐勒索罪(預備)和交通肇事罪兩個罪名,屬于想象競合犯,應當從一重罪處罰。由于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兩相比較,顯然,敲詐勒索罪的法定刑重于交通肇事罪,所以,應以敲詐勒索罪(預備)追究賀某、韓某、暴某的刑事責任。又因我國《刑法》第22條第2款規定的是“對于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鑒于本案的具體情況,在對賀某、韓某、暴某追究敲詐勒索罪(預備)的刑事責任時,可以不比照既遂犯從輕處罰。
三、賀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據我國《刑法》第114、115條的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以外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是指過失使用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以外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根據同類解釋的規則,“以其他危險方法”僅限于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質的方法。對那些與放火、爆炸等危險方法不相當的行為,不管是否危害公共安全,都不能認定為本罪。采用撞車的方法“碰瓷”,雖然也危害到了交通運輸公共安全,但是,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比較而言,顯然其危險性程度是不能與后者相提并論的。所以,賀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四、賀某、韓某、暴某三人應對同伙曹某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
《“碰瓷”卻致同伙死亡的行為如何定性》一文的作者認為,“本案中,同案犯曹某的死亡,如前所述,其責任不應直接轉嫁到其他同案犯身上。”其理由主要是兩點:一是在危險被臨時放大的情況下,是犯罪人事前所無法認識的,因此,屬于一種意外事件,而不屬于故意或者過失。二是共同犯罪人在法律上是作為一個整體即作為一種擬制的“法律犯罪人”而出現的,一個人所實施犯罪時基于犯罪危險的放大而導致的個人受損,無人承擔刑事責任;同樣,一個整體的擬制“法律犯罪人”基于危險的意外放大而導致的受損,也不會有人承擔刑事責任[3].
筆者認為,這兩點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如前分析,賀某等人在主觀上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而非意外事件。根據我國《刑法》第16條的規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是意外事件。本案中,賀某等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對撞車致損是有認識的,完全有可能預見出現致人死亡的結果,只不過對具體對象,即同伙曹某的死亡沒有預見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沒有預見到同伙的死亡并不等于沒有預見到會致人死亡。只要行為人預見到自己的撞車行為可能導致他人的死亡(不管是導致目標對象死亡,還是同伙死亡,抑或是無關的其他人死亡),并且輕信能夠避免結果的發生,那么,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就符合我國《刑法》第15條的規定,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結合本案的具體事實,賀某等人對死亡結果的出現并非不能預見,而是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不屬于意外事件。其次,共同犯罪雖然具有整體性,但是,共同犯罪人在法律上并不是作為一種擬制的“法律犯罪人”而出現的。每一個共同犯罪人都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實實在在的主體參加共同犯罪的,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能有主、從之分,所受的刑罰處罰也可能輕重有別,甚至對各個共犯人所定的罪名也完全可能不同。
總之,賀某、韓某、暴某三人應對同伙曹某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其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預備),他們在追趕攔截被害人王某駕駛的大貨車過程中,致使同伙曹某死亡的行為,同時觸犯了交通肇事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應從一重罪即按敲詐勒索罪(預備)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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