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為此作出了權威的規定，其第五條第2款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

《解釋》第五條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定是，“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第六條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2款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這雖解決了此種情況以往以交通肇事罪第二、三個檔刑定罪罪責不符、責任不明確的問題，將故意殺人(傷害)從中分離出來加以科學的界定，但是未帶離現場的遺棄致使被害人死亡，就沒有故意至少是間接故意的可能嗎?

肇事后逃逸的主觀心理主要有：

①肇事后，憑經驗認定被害人受傷不重，害怕承擔法律責任或民事責任而駕車畏罪潛逃;

②認為被害人已死，心慌意亂未及查看傷者便逃逸，實際傷者當時未死，后因搶救不及時而死亡;

③肇事后明知被害人受傷嚴重，不馬上救治會有死亡危險，仍駕車逃逸。

前二者顯然屬于過失的心理狀態。因逃逸致人死亡，應為交通肇事罪第3個量刑幅度，但后者則不得不讓我們往間接故意上靠，而且理解為不作為的故意殺人并無不可。構成不作為犯罪須有法律上的作為義務為前提，這里的義務可以是法律上的明文規定，行為人職務或業務上的要求，法律行為所產生的以及行為人的先行行為引起等。而在91年9月國務院頒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七條中就有規定：“發生交通事故的車輛必須立即停車，當事人必須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可見救助傷者是肇事者應盡的義務，屬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而不是基于一般觀念和法理的先行行為產生的義務，“當然這里的法律規定，既指其他法律的規定，又指刑法的規定，具有法規定的雙重性”。

被害人因肇事行為身受重傷，生命處于危險狀態，行為人有義務消除這種危險狀態，行為人不對被害人采取積極的搶救措施，駕車逃逸，造成被害人死亡，這完全符合我國刑法意義上的不作為，肇事后棄傷者于不顧，明知不及時搶救，被害人就有可能死亡或傷殘，放任這種嚴重后果發生，行為人在主觀上完全具有間接故意的罪過形式，此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新的罪過，客觀上具有新的犯罪行為和新的犯罪結果，因而完全構成新的犯罪-(間接)故意殺人罪。

理論界通行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過失犯罪，即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可能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肇事結果。換言之，本罪的罪過，是指行為人對自己違章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的心理態度。在交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死亡結果的發生不僅基于肇事行為，更主要的還在于逃逸行為。逃逸行為于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必然直接的因果聯系，否則只能是適用第二個量刑幅度，這種過失心理狀態開始于實施違章行為和肇事結果發生過程中，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限于過失行為，而不能包括間接故意，更不能包括故意，即肇事者違反交通法規致人重傷，其根據自身經驗武斷認為不會出現死亡結果。

在整個肇事過程中，行為人心態會發生變化，但變化后的罪過不再屬于本罪的罪過，作為基本犯罪構成(第一個量刑幅度)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對于情節加重的犯罪構成(第二、三個量刑幅度)，必然已符合基本的犯罪構成，否則便失去成立本罪的根基。而且“致人死亡”這一法律術語在新刑法中，除法律有特被規定的以外(如非法拘禁罪轉化為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只能理解為過失致人死亡，在交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條款中，立法并無特別規定，因而只能理解為過失致人死亡，即行為人對被害者的死亡抱有僥幸心理，過于自信或疏忽大意，因而過失致被害者死亡。有學者也指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只適用于過失致人死亡的情況，該學者的理由如下：

(1)符合犯罪構成理論;

(2)符合法律規定的文義;

(3)符合立法原意，有利于實現立法目的;

(4)有利于實現罪行相當。

當然肇事后再故意或過失發生另一起交通事故致使他人死亡的情況又另當別論，我們這里不予考慮這種情況。既然交通肇事罪為過失犯罪，那么其共同犯罪能否成立?因為刑法第25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