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刑法有關職務過失犯罪的立法有所發展,但是由于對社會發展過程中公務活動某些未知領域難于把握,因此,對決策過失責任的立法尚需完善。概括我國職務過失犯罪立法的具體規定,可以看到在其客觀行為方面,決策過失行為的規定不明晰。職務過失犯罪行為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規范的違反型。即是指違反與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規章、規定、辦法、制度等。二是不采取措施型。即對現實存在的危險或可能發生的危險不采取避免措施。三是不負責任型。表現為放任不管,聽之任之,粗枝大葉,馬虎大意等。在規范違反型的行為類型中,只有重大責任事故罪中“強令”的行為形式具有決策的意蘊。而在不負責任型的行為類型中,只有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等包含有決策的意義。在其他規定中只有學理分析和某些案例有著決策過失的蘊涵和體現。因此在刑事法規中明確規定決策過失責任是必要的。在刑事法規中明確規定決策過失責任,應基于決策過失責任發生的實際和司法實踐的基本要求,采取正確的形式,以做到合理而便于操作。本文認為,決策過失責任的立法完善,不應采取單獨規定“決策失誤罪”的方式。理由是決策失誤的范圍過于寬泛,有些決策失誤如前所述應當屬于“允許的失誤”,寬泛的規定容易使發生了“允許的失誤”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因此,決策過失責任的立法完善應當體現在刑法中職務過失犯罪具體罪名的犯罪構成要件之中,并且主要體現在客觀方面的要件之中。

其一,在刑法的具體規定方面,要在客觀行為的描述上體現出“決策”的特征。如前所述,現行刑法只有重大責任事故罪在客觀行為方面規定的“強令”具有某種程度決策的意蘊,而在其他一些實際上包含著決策過失責任形式的罪名中卻沒有類似的規定,造成了決策過失行為特征的不明晰。而在實踐中決策過失責任類型是大量存在的,在許多案例中都有決策過失責任的表現。比如,刑法第419條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實踐中就有決策過失責任的案例。如某市發現一座重要的漢代墓葬。由于年代久遠且墓葬十分堅固,挖掘時需要采取一些相應的技術措施,才能防止毀壞里面的古器具。但負責挖掘工作的市文化局局長急于挖出墓葬里的文物,在不具備挖掘條件的情況下,不聽專家的勸告,不采取任何保護性措施,擅自決定派人用一般施工用的挖掘機輔之以人力強行挖掘。結果造成大量漢代珍貴文物損毀。[6]很明顯該案應屬于決策過失責任。但是,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的具體規定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或者流失,后果嚴重的,??。”其中“嚴重不負責任”行為的外在表現是工作作風拖拉,該做的不做,該管的不管,或者做事不認真,應付了事,在其行為方式上一般表現為不作為。如果認為“嚴重不負責任”也包含作為方式,就顯得有些牽強。因此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的罪狀可以修改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或者錯誤決定,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或者流失,后果嚴重的,??。”

其二,在司法解釋方面,要注重對決策過失行為特征的解釋。由于職務過失犯罪的刑事法律規范是對復雜的職務過失犯罪現象的歸納、概括、總結和抽象后作出的一般規定。因此,人們對職務過失犯罪法律規范的含義常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辦理這類案件時,也會對法律規范的內涵、外延作出自己的理解,很容易產生歧義。因此,進行司法解釋能夠明晰法律條款內容,避免歧義。加強決策過失責任的司法解釋,對于懲治和防范決策過失型職務犯罪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也有利于劃清決策過失責任與一般決策失誤的界限。綜觀刑事司法解釋,關于“犯罪結果”的解釋比較完備,而對“犯罪行為”的解釋則相對要弱一些。因此,應當加強決策過失責任行為類型和行為特征的解釋,才能與有關刑事立法一起構建起有效懲治決策過失責任的刑事法律體系,為司法實踐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