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罪的犯罪主體問題，是1997年刑法改正過程中與生效后一直很受關注的問題。無論是從1997年刑法對貪污罪主體規定的變化，還是其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其所作的立法解釋，以及大量的關于該問題的著述，都可以得到說明。該問題的被關注不是偶然的。自1979年刑法規定貪污罪的主體為國家公職人員之后，由于其后很快實施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巨變，并導致了能夠侵害貪污罪之客體的全部或一部的行為人范圍不斷擴大，由此引發了對該罪主體的多次立法修改。至今，關于貪污罪主體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主張純化貪污罪主體，將其限制在國家公職人員的有之[1]，贊同我國1997年刑法的規定，并對其作出歷史演進性論證的也有之[2]。筆者認為，關于貪污罪主體的取舍，應該首先界定該罪的犯罪客體，也就是把握該罪的立法意圖，這是一個前提。若無此前提的界定，對該罪犯罪主體的界定將會困難重重。因此筆者擬從犯罪主體與犯罪客體協調的角度，談對貪污罪犯罪主體的設定問題。一、刑法對貪污罪犯罪主體的立法規定及其存在的難題（一）從解釋學的角度看刑法對貪污罪主體的規定1、刑法第382條的規定刑法第382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第二款規定的犯罪主體是“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所說的國家工作人員，依據刑法第93條第一款的規定，“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而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國家機關是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以及軍事機關。中國共產黨的機關與政協機關，由于其執政黨地位與參政地位，一般也將其視為國家機關，其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屬于國家幾個工作人員[3]。所說的從事公務，廣義實質國家的一起事物和社會的公共事務；狹義的僅指國家的行政事務[4]。由于貪污罪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因此其管理的對象應該是財物而非其他的事項。這里所說的管理，應該將其理解為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形式或稱表現，是由其職務所具有的對公共財物的支配關系，如不具有對其的支配權力，其管理活動就不應稱為公務。所說的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是指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但所從事的工作具有經營或管理國有財產的性質，而這種管理工作是受委托從事的，也就是說，按刑法第382條第二款的規定，不管行為人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受委托經營、管理國有財產的人員，就具有了貪污罪主體的資格。2、刑法第93條第二款規定與382條規定的關系前面分析的是按刑法第382條以及結合刑法第93條第一款的規定所可以確定的貪污罪的主體范圍。但這里涉及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即刑法第93條第二款規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可否成為貪污罪的主體問題。在我國，無論是司法實務的處理還是理論研究的觀點，一般均將其作為貪污罪的主體。對此，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論觀點與實務處理狀況都是符合法律的規定的。因為，從刑法第93條規定的價值目標來看，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具體說來，可以從以下幾點予以說明：其一，從刑法第93條第一款與第二款的關系進行邏輯分析，可以認為：第一款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界定，第二款是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之人員范圍的界定，而所謂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應該是將非公家工作人員當作國家工作人員，因此，第二款所列的三類人員，是國家通過法律規定，將其在刑法中當作了國家工作人員。其二，第93條是總則性規定，而按我國的通論見解，總則性規定應該對分則規定具有普遍的約束力，除法律作了特別的限定的以外，這種約束力均存在。因此，第93條第二款所規定的人員可以成為貪污罪的主體，應該是當然的邏輯結論。其三，從立法者設定刑法93條第二款的目的進行分析，如果立法者是為了將93條第二款所列人員只適用于個別犯罪，就根本沒有必要將其在總則中予以規定，在分則中以特例的形式處理即可。但立法沒有這樣作，而是將其作為總則內容予以規定，可以說明立法者并不是將第二款所列人員只是作為個別犯罪的主體，而是具有一般性。因此可以說，刑法第93條第二款規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應該可以適用刑法分則所規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作為犯罪主體之所有犯罪，除非法律作了特別的限制性規定，否則從法條解釋的角度看應該沒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