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起案件疑點頗多,一審判決中就有三大疑點:有罪供述自相矛盾、死者死因各執一詞、作案時間疑點重重。但是,此案中,也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也就是說不能排除是這兩名被告人作案的可能。因此,本案面臨著兩難抉擇,一方面,如果判處被告人有罪,那么就可能冤枉好人;另一方面,如果宣告他們無罪,也極有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所以,當法院宣告鄧秀瓊和其同案犯無罪后,被害人的家屬非常奇怪,也非常傷心。的確,兩名被告人宣告為無罪了,但人已經被害了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意味著到現在為至沒有人為此案承擔刑事責任,如果不能進一步搜集到這兩名被告人犯罪的有力證據或者捉住真兇,甚至就永遠沒有人為此承擔刑事責任了。
但是,在一個現代法治社會,面對這樣的兩難抉擇,無疑要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要恪守“寧可放縱一千,不可冤枉一人”的價值目標。因為,定罪判刑是國家對于公民發動的一場“戰爭”,是公權力對于私權利的限制與剝奪,因此國家機關要對公民個人限制自由乃至剝奪生命權益,必須有充足的證據,遵守嚴格的程序,依照法律的規定,才能進行。如果國家機關根據有疑問的證據,可以隨意地限制和剝奪公民權利,那么,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潛在的犯罪人”,公民的自由、財產及生命隨時都處于沒有安全保障的狀態。這種“法律安全”的缺失比公民受犯罪分子的侵犯可怕的多,因為公民受到犯罪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國家機關,而受到國家機關的有意侵犯卻無法向誰求助,更何況,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比犯罪分子個人或團伙強大的多、可怕的多。因此,面對兩難抉擇,我們當然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而選擇對于公民權利保障更為有力的“疑罪從無”的原則。
從媒體近期披露的幾個案件來看,聶樹斌的案件基本上是遵循的是“疑罪從無”的原則,也就是在對案件有疑問時,在被告人聲稱自己被刑訊逼供時,法院堅持以其有罪進行判決;佘祥林的案件則是遵循的是“疑罪從輕”原則,在其妻子是否死亡及其他證據上都存有疑問時,法院在多次發回重審后,最后又不得不判,但不判處死刑,而是留有余地,改判為有期徒刑;而鄧秀瓊案,法院真正堅持了“疑罪從無”的原則,在證據存有疑問,頂住壓力,改判為無罪,案件雖然是個案,卻讓司法前進了一大步,終于讓紙上的原則在現實中生長,可喜可賀。
因而,只有真正堅持了“疑罪從無”的原則,才能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而只有公民的法律安全有保障的社會,才是一個法治和文明、和諧的社會。當然,在強調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的同時,我們也希望每個公民不受犯罪的侵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也希望有關部門盡快查清鄧秀瓊案中真正的兇手,給被害人一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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