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社會化是當今世界行刑制度發展的共同趨勢，其深度和廣度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刑罰制度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行刑社會化避免了單純依靠監獄自身改造罪犯的弊端，使刑罰的執行具有適度的開放性，在刑罰執行中引入正常的社會環境，為罪犯順利復歸社會創造有利條件。行刑社會化既是由重趨緩的刑罰觀念的取向，又是由嚴到寬的刑罰立法的歸結。其所反映的行刑人道化、行刑經濟化思想，以及教育改造罪犯和預防犯罪的理念，均體現了行刑發展的共性和規律。我國緩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但由于適用條件過于抽象，緩刑監管缺乏相應操作規范，緩刑裁判程序不公開、不透明，以及緩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妨礙了緩刑制度價值的全面實現。

一、行刑社會化概述

現代刑事法治以寬嚴相濟為原則，其價值目標具有雙重性，既要懲罰罪犯，又要通過刑罰教育改造罪犯，促使他們復歸社會。行刑社會化是指在對罪犯實施刑罰的過程中，加入各種社會因素的參與，采用多種方式促進罪犯與社會進行正常的交流活動，使罪犯不與社會相隔絕，接受并且實踐正常社會生活的基本觀念，以便在刑期結束時順利回歸社會的一種行刑方式。幫助罪犯復歸社會的目標在刑罰執行中的確立與凸現，表明刑罰執行社會化已被當代國際社會所接受，并成為刑罰執行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

緩刑制度是最能反映行刑社會化趨向的刑罰執行制度之一。作為一種新的行刑理念和行刑方式，行刑社會化的理論建構和司法實踐對推進我國緩刑制度的人道化、社會化和經濟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緩刑制度的價值分析

緩刑是促進罪犯再社會化的一條重要且有效的途徑。緩刑既體現了刑罰謙抑、輕緩、人道的趨勢，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固有弊端，又體現了教育刑思想、行刑社會化理念以及行刑經濟性原則，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及實踐價值。

(一)緩刑體現了刑罰謙抑、輕緩、人道的趨勢，可以使輕刑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短期自由刑由于刑期有限，可能導致罪犯不能從中懲戒中汲取經驗教訓，同時可能受獄內存在的不良文化影響，罪犯入獄后可能不但沒悔過自新，反而強化犯罪意志，習得新的犯罪技巧，鞏固犯罪心理結構。緩刑是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重要措施。

(二)緩刑體現了教育刑思想，可以促進輕刑犯更好地棄惡向善，順利實現再社會化

從教育刑的角度看，罪犯不是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和自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中社會因素居于主要地位。緩刑之所以能促進輕刑犯更好得棄惡向善是因為：第一，緩刑適用的對象是惡性比較小的罪犯，必須是犯罪情節輕微、有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不致危害社會的輕刑犯，因而緩刑足以使其感受到刑罰的嚴厲和恐懼。第二，緩刑是附條件的不執行刑罰，因此緩刑人員內心容易形成向善的潛在壓力，有利于調動緩刑人員自我改造的積極性，從而為回歸社會創造條件。第三，緩刑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從而促使緩刑人員熱愛自由、珍惜自由，從而促使其棄惡向善，順利回歸社會。

(三)緩刑體現了行刑社會化理念，可以實現輕刑犯的再社會化

首先，適用緩刑有利于調動社會力量，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其次，適用緩刑有利于維持家庭、社會固有的穩定，杜絕罪犯被“監獄化”的可能。

(四)緩刑體現了行刑經濟性原則，可以減輕改造壓力、節約國家開支

由于刑罰執行需要國家通過對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適用緩刑的經濟價值體現為以最小的經濟投入實現最大的社會效益。

三、我國緩刑制度的發展現狀及其弊端

緩刑制度起源于英國，但現代意義的緩刑制度肇始于美國。丹麥于1965年對2200名罪犯判處緩刑，1972年則判處約4200人緩刑，而同期僅判處約4300人入獄。緩刑自誕生以來，成為國家抗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美國學者**門斯·巴特勒斯認為，緩刑是對付犯罪的明智政策，是刑事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在預防犯罪工作中，能夠而且將繼續擔負重任。

我國于1950年頒布《關于假釋、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等問題的解釋》對緩刑作出了相關規定。1979年7月1日通過的《刑法》設專節對緩刑制度作了具體規定。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礎上對我國的緩刑制度進行了改進，增加了緩刑撤銷的規定，使我國的緩刑立法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緩刑制度的確立與改進是我國刑罰執行社會化的重要標志之一。行刑社會化對緩刑制度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緩刑適用;二是緩刑執行。從緩刑適用的實踐看，97年修訂的新刑法實施以來，總體上適用緩刑案件呈上升趨勢。從范圍看，緩刑適用所涉及的罪名絕大多數是過失或輕型犯罪。從對緩刑人員的跟蹤回訪來看，絕大多數緩刑人員均能洗心革面，回歸社會，緩刑人員在緩刑期內再犯罪的不到5%。從緩刑執行來看，《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的考驗期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

作為我國的一項刑罰制度，緩刑充分體現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也體現了我國刑罰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刑罰執行社會化的原則。我國的刑事司法實踐已經證明，正確運用緩刑制度，對于減少罪犯的關押數量，在保證社會治安的前提下將罪犯放在社會上進行改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是，從行刑社會化角度看，我國緩刑制度在適用與執行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弊端：

(一)緩刑適用條件規定得過于籠統，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

《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四條規定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是“根據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而犯罪情節、悔罪表現該如何把握，不致再危害社會應以何種標準來判斷，在實踐中主要取決于法官的主觀認識和判斷。對適用緩刑的條件、意義和作用不同的認識和理解，造成法官對于是否適用緩刑有較大的隨意性，法官對于實質要件理解的不一致造成人民法院之間在適用緩刑上的不平衡。

(二)緩刑監管缺乏相應操作規范，各機關權責不明

其一，緩刑監管缺乏統一的規定。當前對緩刑人員的考察監管工作中，由于無可供執行的系統性規范文件，監督系統不健全，對考察組織的組成及其職責、考察的內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無章可循。其二，緩刑監管主體的責任不明確。刑法規定由緩刑罪犯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對緩刑罪犯的考察工作予以配合。但由于沒有專門的人員對緩刑罪犯進行監督和管理，緩刑罪犯在社會上基本上處于放任自流，不受任何約束的狀況。其三，緩刑執行程序混亂。人民法院對罪犯宣告緩刑后，由于不能及時將相關的法律文件及時送達執行地的公安機關和檢察院，造成緩刑人員的檔案管理不健全，而公安機關由于沒有確定具體配合考察監督的單位或組織，監管手續未能很好地銜接，監督考察措施不落實，以至于罪犯從看守所到考察的單位之間缺乏交接手續，容易形成監管真空。

(三)緩刑適用率偏低，未能充分發揮其社會優勢

總體上看，我國緩刑使用率僅為14.86%，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緩刑使用率都在50%左右，最高的達到60-70%。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受我國傳統的重刑思想的影響，非監禁刑在我國一直未受到重視，在立法上所反映出來的是監禁刑占據絕對地位，不能有效發揮緩刑制度的功效。

以上這些弊端的存在，阻礙了行刑社會化的推行。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緩刑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以發揮其應有的法律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路徑

為了適應行刑社會化的要求，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應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一)明確緩刑適用范圍，建立量刑前調查制度

“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是適用緩刑的實質要件，保障緩刑的正確適用，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1、擴大緩刑適用范圍，充分發揮社會因素的積極作用。緩刑的適用范圍可以擴及以下幾類罪犯：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脅從犯、從犯;有法定從輕情節的罪犯;過失犯、中止犯;較輕的經濟犯罪的罪犯;家庭類犯罪的罪犯;防衛過當引起犯罪的罪犯;自訴案件中的罪犯;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等。

2、對緩刑適用的原則、條件、范圍等作出具體規定，為緩刑的正確適用提供系統的制度保障。為了實現緩刑的法律效能，應明確緩刑適用的原則、條件、范圍，以減少實際運作的難度，防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法律對緩刑適用的規定，可以通過“抓兩頭、促中間”的方法進行規范。一是明示倡導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

3、確立量刑前調查報告制度，為正確適用緩刑提供依據。明確量刑前調查報告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犯罪情況;2.罪犯的情況;3.被害人的情況，包括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情況，被害人的個人情況和被害人對罪犯的態度;4.量刑建議，說明是否可以對罪犯判處緩刑，判處緩刑是否恰當等，供法官在量刑時參考。量刑前調查報告可以幫助法官恰當量刑，為罪犯的緩刑計劃提供基礎。這種形式的調查報告的優點是內容全面，可以涵蓋法官所需要的所有相關內容;一目了然，便于法官閱讀，能夠提高辦案效率。我們在工作中可借鑒此種方式，由法官將罪犯的情況和犯罪情況具體化，制作標準化的調查表格并加以量化，從而準確地預測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對于再犯可能性小或無的罪犯，可以選擇適用緩刑;對于再犯可能性大的，不適用緩刑。

(二)明確監督機關權責，鼓勵群眾參與監督

緩刑的成敗相當程度上決定于緩刑監管的實施，而緩刑監督的主體是緩刑監督機構，因此，緩刑監督機構在緩刑工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緩刑人員進行考察是一項費時費力的艱難工作，特別是在公安機關事務繁忙，人手不夠并且罪犯所在單位不能配合幫助的情況下，對緩刑人員的考察工作顯得難以進行。

1、明確各監督機構的權責，做到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對于緩刑人員的監督可借鑒社區矯正的有關做法，將緩刑考察的基層組織指定為司法行政機關(如司法局)。以社區組織為依托，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緩刑監管的具體工作。考慮到公安機關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行政機關，擁有管理戶籍的權力，且與緩刑人員本人及所在單位、基層組織有直接接觸，公安機關必須對緩刑監督予以配合。

2、設立專門監督部門，落實專人監督。在國外，緩刑的監督工作由專職人員承擔。在英國，緩刑監督工作是由緩刑監督官和緩刑工作人員完成的。對于緩刑監督，我國應建立專門的監督考察負責人制度。該專職考察負責人可以從社會上挑選具有一定信用度和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員，并且最好以義工的工作形式為前提來進行挑選、錄用，這樣可以減少國家對緩刑人員監督管理支出的大量經費，同時也可以給社會人士一個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機會。

(三)細化緩刑執行措施，增加教育幫扶內容

對于緩刑的監督不僅要約束緩刑人員的行為，促進其悔過自新，而且還要對緩刑人員再社會化進行教育和幫助。

1、細化緩刑執行措施，真正實現緩刑目的。我國刑法將緩刑目的界定在不再犯罪及不再違反監督管理規定，這與設定緩刑的宗旨相距甚遠。在國外，緩刑監督考察方面的內容不僅包括緩刑人員行為約束方面的條款，還包括大量促進緩刑人員悔過自新的條款。因此，我國也應完善這方面的規定，一方面可以考慮在一定條件下禁止緩刑人員出入特定場所、與特定人員來往，以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要規定緩刑人員必須切實履行宣告緩刑判決中附帶民事訴訟所確定的損害賠償義務以及訴訟費用問題;定期報告考察期內的情況;必須履行除判決之外的法定義務;參加職業教育式職業培訓;從事一定時間的無償的社會公益活動等。

2、增加教育幫扶內容，切實保障緩刑人員的人權。首先，我們應改變考驗的內容僅僅重在監督管理，未明確規定緩刑人員必要救助和保護措施。法律可明確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罪犯的所在單位基層組織應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對緩刑人員的考察和監督，并積極創造條件為緩刑人員分配適當的工作，保護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的合法利益，為其生活、學習、就業提供條件。其次，我們還應注重緩刑人員的人權保障，實現其政治權利。法律應明確規定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如果未被剝奪政治權利，就應當享有選舉權、著作權、出版權和言論自由，仍具有勞動就業權、福利待遇權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民事權利，依法享有控告權、申訴權和民事訴權。

(四)完善緩刑管理制度，杜絕脫管、漏管現象

緩刑執行的效果依賴于緩刑制度的完善程度。從2007年全國進行的五類人員脫管、漏管檢查來看，緩刑執行中存在著嚴重的脫管、漏管現象。原因主是緩刑送交執行后，監督機關未建立起人員檔案，未建立起長期考察體制。由此可見，建章立制是保證緩刑目的實現的根本途徑。

1、完善緩刑管理制度，建立緩刑人員檔案。對于每一個緩刑人員應建立專人檔案并確立定期匯報制度。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要定期向執行機關匯報自己的改造情況，執行機關可根據其考驗期的長短確定一定次數的匯報制度。

2、加大監督制約機制，試行緩刑保證制度。除了戶籍管理之外，可試行緩刑保證制度，由緩刑監督機關指定緩刑人員提供一定數額的保證金，當緩刑期滿后未發生應當撤銷緩刑的情況，退回全部保證金;若有違反相關規定的行為，保證金予以沒收;對于無力支付保證金的，可采取提供保證人的方式，指令緩刑人員的親屬為緩刑人員進行擔保，若緩刑人員出現違反相關規定的行為即可對保證人進行相應制裁。

從世界刑罰發展的趨向看，刑罰輕緩化、社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非監禁化昭示著現代刑事政策的發展方向，緩刑體現了行刑社會化的思想，與現代刑罰的發展方向相契合，代表了先進的刑事政策走向，必然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依據行刑社會化思想，完善我國緩刑制度，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我國緩刑適用的條件與范圍，并建立量刑前調查制度，增強其可操作性;明確監督機關權責，設置公開、透明的緩刑聽證程序，鼓勵群眾參與監督，將緩刑的決定過程置于法律與社會的監督之下;細化緩刑執行措施，增加教育幫扶內容;完善緩刑管理制度，杜絕脫管、漏管現象，促使我國緩刑制度發揮最大的法律效益和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