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征地補償江門事件發生后，眾多網有議論紛紛，當然騙征地補償的后果想必大家都有一個相應的概念，根據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要擔負極為嚴重的責任的。騙征地補償的人對此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來承擔相應的后果，后果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大家也應該清楚。盡量不要去做那些有損國家利益的事。

騙征地補償后果是極為嚴重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二種形態

(一)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認定的起點：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行為是否明知？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和刑法理論，內外勾結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屬于共同犯罪范疇，內外勾結的行為認定也就必須符合共犯的特征。共同犯罪故意的判斷對內外勾結認定至關重要。共同犯罪故意的有無往往取決于行為人和其他犯罪人是否進行了意思聯絡，具體到征地補償中，即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事實是否明知。如明知，則進人共同犯罪的判斷領域；不明知，則不存在共犯問題。

(二)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詐騙征地補償款行為具備了明知的條件下，就進入了共同犯罪的認定領域。結合其客觀行為，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的形態有如下三種：

(1)事中明知 不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開始對他人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的行為并不知情，但隨著征地工作開展而知曉，在補償款被騙取之前而不作為，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2)事前明知 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在其履行職務之前，就知曉他人騙取征地補償款的行為而予以幫助，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

(3)事前積極共謀 積極作為形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事前積極與他人共謀騙取征地補償款，其職務便利是達致騙取結果的主要方式，事后收取了他人給予的感謝費。內外勾結的三種實踐形態都屬于共同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犯罪，雖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這種程度上的差別卻妨礙了司法實踐中對共同貪污罪的認定，造成了此類案件的同案不同判現象。

二、行為的定性：構成要件的解讀

(一)侵犯法益的種類。法益，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法益具有多重功能，如刑事政策機能、違法評價機能、解釋論機能等。法益的解釋論機能是指法益具有作為違法構成要件解釋目標的機能

。[1]入罪判斷是確定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的過程，而行為構成是根據一個或多個法益來制定的，法益是行為構成形成的基石，因此，行為符合行為構成就意味著行為侵害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

[2]正是因為法益在刑法規范中占有基礎性和核心功能，才使得其能夠用于指導解釋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構成(也即法益的解釋論機能)，因此認定法益是分析案件的第一步。法益的定位是一個整體性思維，結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的職務行為與其主觀心態，其可能侵犯的法益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賄、貪污)、公共財產(貪污)，甚至還有國家公務的合法、公正、有效執行及國民對此的信賴(濫用職權)。因此可能涉及的罪名主要有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

(二)客觀行為的法律展開。

根據司法實踐，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的職責一般是負責審核項目轄區內被征地主體申報材料及價格談判等，對最終補償價格的確定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明知他人通過詐騙方式騙取國家征地補償款情況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的行為一般表現是：不作為地幫助他人詐騙行為、幫助詐騙行為、積極參與詐騙行為。

(三)主觀罪過的差別。罪過是指刑法規定的支配犯罪主體實施犯罪行為時的以故意和過失為基本表現形式的心理態度。

上述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客觀行為法律屬性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行使同樣的職務行為時，所具有的主觀罪過的差別。而這種差別主要體現在對受保護公共財產法益損害的故意上。故意內容包含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他人征地申報材料虛假性的認識因素上一般表現為：事中明知、事前明知、事前共謀；在對公共財產被騙取的意志因素上表現為：放任、放任 希望的混合體(進行準確區分已無必要)、希望。因此綜合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對其行為所造成的公共財產被騙取的結果都存在著故意。 (四)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收取他人感謝費的性質：主觀引導下達成與客觀的統一。

行為人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認識往往會決定著行為的定性，這符合人類對犯罪人進行歸責的心理期待。如同樣是假毒品，行為人明知是假毒品而予以販賣的，構成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不知道毒品是假的而進行販賣，則構成販賣毒品罪。因此，涉案國家征地工作人員收取他人感謝費的性質到底是他人的財物還是公共財產的問題，會從另一個側面有助于分析其涉嫌的罪名。感謝費雖然客觀上都是國家的補償款，但是由于收受人的主觀認識的差異，其性質的認定就會隨主觀而有區別。

三、法益的充分評價：貪污罪與受賄罪、濫用職權罪保護法益之間的交叉、包容關系

(一)犯罪認定與爭議。通過上述對構成要件分析，在第三種形態下，國家征地工作人員事前與他人土動共謀騙取土地補償款，分工明確、約定分贓，屬于典型的內外勾結，故其與他人構成共同貪污毋庸置疑。在第一、二種犯罪形態的認定上，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爭議，相關的判決認定主要是受賄罪、受賄罪與濫用職權罪、貪污罪、詐騙罪。定罪的不同選擇，直接導致了刑事責任的范圍大小及刑罰輕重的巨大差異。

(二)運用法益的充分評價及交叉、包容關系解決定性難題。懲罰犯罪是刑法的立法目，犯罪的成立與否要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科學合理地做到不枉不縱。

在保護法益時，對犯罪人行為既要禁止重復評價，又要充分評價。司法實踐中對征地工作人員內外勾結騙取征地補償款的行為定性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而在于未能做到充分評價。充分評價原則強調的是：對足以成立不法或者責任的加重刑罰事實，不能因為行為人還實施了其他更嚴重的不法行為，而不加以考慮。也即如果僅適用一個構成要件無法把所有的不法構成要件要素完全包含，此時若僅適用一個構成要件加以評價，就會出現評價不足的問題，從而忽略了法益的損害，不利于打擊犯罪。犯罪行為所侵害的法益確定后，結合犯罪人的主、客觀進行具體認定。首先，第一種犯罪形態下，結合行為主體的主、客觀來看，雖然其事前不知道他人征地補償的虛假性，但在價格談判階段獲知實情的，根據其職責要求，有義務制止補償工作的繼續進行，但其通過不作為的方式放任國家補償款被騙取后果的發生，應為詐騙罪的承繼幫助犯。承繼的幫助犯屬于共犯的一種類型，是指前行為人(正犯)實施了一部分實行行為之后，知道真相的后行為人以幫助的故意實施了幫助行為。有觀點卻認為國家征地工作人員在此不具有非法占有征地補償款的主觀故意，這種觀點在明知他人詐騙而仍提供幫助的共犯理論面前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專指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而是指包括本人占有、第三人占有或本人和第三人共同占有。其次，從法益是否充分評價角度看，如果其行為只定性為受賄，那么對明知其幫助行為會發生國家補償款被騙的后果，且國家公共財產的法益受到了損害，如不進行評價，則是對犯罪行為進行了放縱，不利于公共財產的保護，且職務濫用行為也未能得到評價。最后，從法益之間的關系看，貪污和受賄罪的保護法益中都有國家

騙征地補償江門的事件的后果通過上述內容，應該會有一些全新的認識對于他的處罰力度也應該很清楚了，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要去做不好的事。要必須充分認識騙征地補償的后果和他的危害性是有多么的大。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是每個人都不想看到的，不要做那些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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