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意見》根據刑法的基本原則和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在總結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首次在司法文件的層面對審理搶劫刑事案件提出了幾點宏觀上的政策性要求。主要體現在：

1.堅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意見》沒有泛泛而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是具體地提出了幾條操作性極強的要求。(1)從嚴方面：對于多次結伙搶劫，針對農村留守婦女、兒童及老人等弱勢群體實施搶劫，在搶劫中實施強奸等暴力犯罪的，要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判處。(2)從寬方面：對為家庭成員就醫等特定原因初次實施搶劫，主觀惡性和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要與多次搶劫以及為了揮霍、賭博、吸毒等實施搶劫的案件在量刑上有所區分。對于犯罪情節較輕，或者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堅持依法從寬處理。

2.確保案件審判質量。《指導意見》重申了證據裁判原則，要求審理搶劫刑事案件，特別是因搶劫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要切實貫徹執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司法文件，嚴格依法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堅決防止冤錯案件的發生。

3.繼續堅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指導意見》要求，審理搶劫刑事案件，應當以最嚴格的標準和最審慎的態度，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搶劫犯罪分子。對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搶劫犯罪分子，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二、關于搶劫犯罪部分加重處罰情節的認定

(一)關于入戶搶劫

關于人戶中“戶”的概念，早在1999年10月27日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就有規定。該《紀要》稱，入戶盜竊中的“戶”，是指家庭及其成員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生活場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帳篷以及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等。集生活、經營于一體的處所，在經營時間內一般不視為戶。在有關審理搶劫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中，《搶劫解釋》和《兩搶意見》均對入戶搶劫有過規定。其中，《搶劫解釋》第1條規定，“入戶搶劫”，是指為實施搶劫行為而進入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進行搶劫的行為。司法實踐中，在戶的范圍、入戶目的與入戶搶劫的關系以及入戶盜竊后轉化為“入戶搶劫”的認定等方面，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且存在爭議。《兩搶意見》基于這些情況，明確了認定入戶搶劫應當注意的三個問題：一是戶的范圍。戶在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征，后者為場所特征。一般情況下，集體宿舍、旅店賓館、臨時搭建的工棚等不應認定為戶，但在特定情況下，如果確實具有上述兩個特征的，也可以認定為戶。二是入戶目的的非法性。進入他人住所須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搶劫行為雖然發生在戶內，但行為人不以實施搶劫等犯罪為目的進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戶內臨時起意實施搶劫的，不屬于入戶搶劫。三是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必須發生在戶內。入戶實施盜竊被發現，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脅迫行為發生在戶內，可以認定為入戶搶劫;如果發生在戶外，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圍繞入戶搶劫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對于入戶目的的非法性存有爭議，即入戶搶劫中的入戶如何理解?是否一定要以搶劫等犯罪為目的入戶?二是對于“前店后宅”或者“店宅共用”等營業外時間用于家居生活的場所可否認定為戶?

針對第一個問題，《指導意見》規定，認定入戶搶劫，要注重審查行為人入戶的目的，將入戶搶劫與在戶內搶劫區別開來。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入戶后實施搶劫，包括入戶實施盜竊、詐騙等犯罪而轉化為搶劫的，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因訪友辦事等原因經戶內人員允許入戶后，臨時起意實施搶劫，或者臨時起意實施盜竊、詐騙等犯罪而轉化為搶劫的，不應認定為入戶搶劫。這一規定，改變了《兩搶意見》將入戶搶劫中的入戶限定于搶劫等犯罪目的的規定，擴大為“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換言之，即使不以犯罪為目的，而只是出于一般違法目的，只要是“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而入戶，而后實施搶劫的，均可認定為入戶搶劫。這樣規定，有利于更有力地保護公民的住宅安全，更嚴厲地打擊入戶搶劫犯罪。

針對第二個問題，即“前店后宅”或者“店宅共用”的情況下，如何認定戶的問題。《指導意見》規定，對于部分時間從事經營、部分時間用于生活起居的場所，行為人在非營業時間強行入內搶劫或者以購物等為名騙開房門入內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對于部分用于經營、部分用于生活且之間有明確隔離的場所，行為人進入生活場所實施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如場所之間沒有明確隔離，行為人在營業時間入內實施搶劫的，不認定為入戶搶劫，但在非營業時間入內實施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基本上是按照這一原則認定“前店后宅”或者“店宅共用”是否屬于戶的性質的。《指導意見》只是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認，以便各級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有據可依。

(二)關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搶劫解釋》和《兩搶意見》均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有過規定。其中，《搶劫解釋》第2條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既包括在從事旅客運輸的各種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火車，船只，飛機等正在運營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上對旅客、司售、乘務人員實施的搶劫，也包括對運行途中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攔截后，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員實施的搶劫。《兩搶意見》明確了公共交通工具的最基本特征，即“公共交通工具承載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數人的特點，”并補充規定，在未運營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針對司售、乘務人員搶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車上搶劫的，不屬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指導意見》在梳理《搶劫解釋》和《兩搶意見》的基礎上，將兩類情形下的大、中型交通工具納入到公共交通工具范圍，以更大程度地保護不特定多數人乘車時的人身財產安全。一是對于雖不具有商業營運執照，但實際從事旅客運輸的大、中型交通工具，可認定為公共交通工具。這樣規定，主要考慮運輸運營者的無證運營行為雖然違法，但乘客的人身財產安全仍然應該受到充分保護，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搶劫犯罪行為仍然應該依法受到懲罰。二是接送職工的單位班車、接送師生的校車等大、中型交通工具，視為公共交通工具。司法實踐中，對此類交通工具是否屬于公共交通工具存在爭議，主要原因是這些班車、校車不具有營業特征。經研究認為，這些班車、校車雖然不向社會開放，但車上人員仍然屬于乘客的性質，車輛仍然屬于運送旅客的車輛;乘坐人員雖然相對固定，但仍然具有不特定多數人的特征。特別是接送師生的校車，車上人身財產安全必須得到最大程度保護的觀念，已經廣泛地被全社會認同。

《指導意見》還特別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麻醉等手段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特定人員實施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這樣規定主要是考慮到，雖然其搶劫的具體對象是特定的，但搶劫的地點位于公共交通工具上，其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的危害性依然存在，并且該搶劫犯罪行為對處于運輸狀態的公共交通工具帶來的危害是現實的，極易危害到公共安全。

(三)關于搶劫數額的認定

關于搶劫數額巨大的認定問題，《搶劫解釋》第4條規定，搶劫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參照各地確定的盜竊罪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執行。《指導意見》在此基礎上，又補充規定：搶劫數額以實際搶劫到的財物數額為依據。對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明確目標，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搶到財物或實際搶得的財物數額不大的，應同時認定搶劫數額巨大和犯罪未遂的情節，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這樣規定，既體現了搶劫數額是重要量刑情節，但不是惟一情節的原則，又體現了定罪量刑必須主客觀相結合的原則，從而解決了司法解釋中出現的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搶劫目標但實際未能搶劫到巨大數額財物的搶劫案件，一律以實際搶劫到的財物為數額依據可能輕縱犯罪的做法。

關于搶劫信用卡的犯罪數額計算，《兩搶意見》針對搶劫信用卡如何計算搶劫數額問題，專門作了規定，即：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其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搶劫信用卡后未實際使用、消費的，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指導意見》補充規定，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無法實際使用、消費的部分，雖不計入搶劫數額，但應作為量刑情節考慮。這一規定，使得搶劫信用卡犯罪的懲處體系更加完備，即根據三種不同情況分別作不同的處理。一是卡內余額全部被消費、使用的，以其消費、使用金額為搶劫數額;二是卡內余額部分消費和使用的，對未消費、使用部分不計入搶劫數額，作為量刑情節考慮;三是搶劫信用卡后未消費和使用的，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

由于銀行業的繁榮、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銀行轉賬或者電子支付、手機銀行等支付平臺完全可能成為搶劫犯罪分子獲取搶劫財物的手段。針對這一新情況，《指導意見》規定：通過銀行轉賬或者電子支付、手機銀行等支付平臺獲取搶劫財物的，以行為人實際獲取的財物為搶劫數額。

(四)關于冒充軍警人員搶劫

《搶劫解釋》和《兩搶意見》均未對冒充軍警人員搶劫作出過規定。司法實踐中，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案件卻時有發生，如何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冒充軍警人員搶劫，各地做法不統一，理論界也未能達成一致。有的采取嚴格說，即只要行為人宣稱自己是軍警人員而實施搶劫的，一律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有的采取被害人感受說，即是否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以被害人是否充分地感受到行為人實施搶劫時的身份是軍警人員為標準。經過充分調研和幾上幾下地討論，《指導意見》規定了一個比較客觀、操作性較強的綜合判斷標準、常人判斷標準。即：認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要注重對行為人是否穿著軍警制服、攜帶槍支、是否出示軍警證件等情節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是否足以使他人誤以為是軍警人員。對于行為人僅穿著類似軍警的服裝或僅以言語宣稱系軍警人員但未攜帶槍支、也未出示軍警證件而實施搶劫的，要結合搶劫地點、時間、暴力或威脅的具體情形，依照常人判斷標準，確定是否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

一些學者提出，既然冒充軍警人員搶劫作為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真正的軍警人員實施搶劫更要作為法定加重處罰情節。針對這一爭議，《指導意見》依照刑法條文的本質含義，規定：軍警人員利用自身的真實身份實施搶劫的，不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應依法從重處罰。

三、關于轉化型搶劫犯罪的認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但是，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對如何認定轉化型搶劫存在一定爭議和不同做法。為此，《兩搶意見》第5條規定，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1)盜竊、詐騙、搶奪接近數額較大標準的;(2)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在戶外或交通工具外實施上述行為的;(3)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后果的;(4)使用兇器或以兇器相威脅的;(5)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指導意見》總結《兩搶意見》實施多年來的經驗，在《兩搶意見》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一般應達到數額較大的基礎上，又從四個方面作了補充規定。

1.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是否必須既遂?《指導意見》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主要是指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一般不考察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是否既遂。但是所涉財物數額明顯低于數額較大的標準，又不具有《兩搶意見》第5條所列五種情節之一的，不構成搶劫罪。“當場”是指在盜竊、詐騙、搶奪的現場以及行為人剛離開現場即被他人發現并抓捕的情形。

2.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后，暴力程度不明顯的擺脫行為如何處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不能一律認定為轉化搶劫，而應該以行為人擺脫時是否造成傷害后果為認定依據。但依照何種傷害后果為依據，存在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只要造成輕微傷以上后果，就應認定為構成轉化型搶劫。第二種意見認為，暴力程度不明顯的擺脫行為，不是典型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行為，典型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行為是指，行為人對被害人或者抓捕人故意實施毆打、傷害等危及人體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行為，或者以實施這種暴力相威脅。《指導意見》采納了第二種意見，以將擺脫行為與主動采取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區別開來，并對暴力程度不明顯的擺脫行為提高入罪門檻，即以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為依據。據此，《指導意見》規定，對于以擺脫的方式逃脫抓捕，暴力強度較小，未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的，可不認定為使用暴力，不以搶劫罪論處。

3.入戶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轉化條件。《指導意見》規定，入戶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在戶內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構成入戶搶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這一規定，突出了暴力行為的當場性。也就是說，即使在戶內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但是如果已經離開戶內或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實施暴力，就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4.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犯罪的轉化條件。《指導意見》規定，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犯罪，其中部分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對于其余行為人是否以搶劫罪共犯論處，主要看其對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人是否形成共同犯意、提供幫助。基于一定意思聯絡，對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人提供幫助或實際成為幫兇的，可以搶劫共犯論處。這樣規定，一是強調共同犯罪轉化的，須以行為人的共同轉化意愿為前提，二是避免了客觀歸罪，即一人使用暴力，其他共同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人未必一律轉化為搶劫。

四、具有法定八種加重處罰情節的刑罰適用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具有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八種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該條規定的量刑幅度非常大，如何把握，特別是如何把握無期徒刑和死刑的適用條件，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困惑，而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較大，缺少一定的制約性規定。為此，《指導意見》規定了適用無期徒刑和死刑的條件，可操作性非常強。至于不符合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則由法官根據量刑規范性的有關規定依法判處即可。據此，《指導意見》從量刑原則、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適用條件、死刑適用等三個方面作了詳細而又嚴格的規定。

1.此類案件的量刑原則。《指導意見》要求，對具有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八種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的，應當根據搶劫的次數及數額、搶劫對人身的損害、對社會治安的危害等情況，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程度，并根據量刑規范化的有關規定，確定具體的刑罰。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一般應并處沒收財產。

2.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適用條件。《指導意見》依照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刑法規定的量刑框架內，參照量刑規范化的方法，根據“嚴格控制僅具有一種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的適用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思路，細化了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適用條件，從而防止了量刑上的隨意性。《指導意見》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1)搶劫致三人以上重傷，或者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2)在搶劫過程中故意殺害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致人死亡的;(3)具有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外的兩種以上加重處罰情節，或者搶劫次數特別多、搶劫數額特別巨大的。需要說明的是，刑法條文和以往的司法解釋、規范性司法文件均未出現過“搶劫次數特別多”、“搶劫數額特別巨大”的用詞。我們認為，搶劫數額特別巨大，可以參考盜竊罪數額巨大的認定標準來確定。而搶劫次數特別多則沒有參考依據，可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次數特別多，指的是非常多而不是一般多，比如幾十次。各地在如何認定搶劫數額特別巨大、搶劫次數特別多的問題上，可加強總結，待條件成熟時，可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規定具體認定標準。

3.適用死刑的條件。搶劫罪如何適用死刑，一直是有爭議的。但是，司法實踐中已經比較成熟的做法是，在一般情況下，“沒有人命就不判死刑”。我們認為，這一經驗值得總結，但是不能反過來說，有人命就必須判處死刑。在廣泛征求意見、充分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指導意見》對搶劫案件的死刑適用提出了非常嚴格的標準。其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具有搶劫致人死亡情節為搶劫案件適用死刑的重點，但并非凡是具有致人死亡情節的一律判處死刑。《指導意見》規定，為劫取財物而預謀故意殺人，或者在劫取財物過程中為制服被害人反抗、抗拒抓捕而殺害被害人，且被告人無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慎重。對于采取故意殺人以外的其他手段實施搶劫并致人死亡的案件，要從犯罪的動機、預謀、實行行為等方面分析被告人主觀惡性的大小，并從有無前科及平時表現、認罪悔罪情況等方面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程度，不能不加區別，僅以出現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一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對具有搶劫致人重傷情節的案件適用死刑，除非有特殊情節，否則一般不適用死刑。《指導意見》規定，搶劫致人重傷案件適用死刑，應當更加慎重、更加嚴格，除非具有采取極其殘忍的手段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等特別惡劣的情節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司法實務中，要避免簡單以重傷人數決定是否適用死刑的做法，堅持以“具有采取極其殘忍的手段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等特別惡劣的情節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為搶劫致人重傷案件適用死刑的條件。(3)對不具有搶劫致人重傷、死亡情節的搶劫案件，一般排除死刑適用。不能簡單以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的種數或者搶劫數額、搶劫次數作為適用死刑的條件。據此，《指導意見》規定，具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以外其他七種加重處罰情節，且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的，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認定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后果特別嚴重，應當從嚴掌握，適用死刑必須非常慎重、非常嚴格。

五、關于搶劫共同犯罪的刑罰適用

《搶劫解釋》和《兩搶意見》均未對搶劫共同犯罪如何適用刑罰作出規定。考慮到司法實踐中，共同搶劫犯罪的案件數量非常多，新情況、新問題也不少，為進一步加強對這方面的審判指導，同時也可供審理其他共同犯罪案件借鑒，《指導意見》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有關規定，結合司法實踐經驗，對主從犯的區分，對同是主犯及同是從犯的罪責區分、刑罰適用以及共同搶劫只致一人死亡的死刑適用作了詳細的規定。

1.主從犯的區分。《指導意見》指出，審理搶劫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共同犯罪的情節及后果、共同犯罪人在搶劫中的作用以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情節，做到準確認定主從犯，分清罪責，以責定刑，罰當其罪。實務中，審判人員要依照刑法關于主從犯的規定，依照《指導意見》提供的方法論，準確區分主從犯。

另外，《指導意見》還對共同犯罪中有同案被告人未到案的，如何區分罪責及如何量刑作了規定，指出：應當根據現有證據盡量分清在押犯與在逃犯的罪責，對在押犯應按其罪責處刑。罪責確實難以分清，或者不排除在押犯的罪責可能輕于在逃犯的，對在押犯適用刑罰應當留有余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格外慎重。

2.對同是主犯及同是從犯的罪責區分、刑罰適用。《指導意見》針對搶劫案件常常出現一案有兩名以上主犯或者從犯，而實務中不太注意對罪責再作細分的實際情況，規定了如何更加細分罪責的內容。一案中有兩名以上主犯的，要從犯罪提意、預謀、準備、行為實施、贓物處理等方面區分出罪責最大者和較大者。對于一案有兩名以上從犯的，要在從犯中區分出罪責相對更輕者和較輕者。

對于從犯的處罰，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指導意見》根據搶劫犯罪同時侵犯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社會危害性相對其他侵財型案件更大的實際，要求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從犯的罪責，確定從輕還是減輕處罰。也就是說，對搶劫案件的從犯，一般情況下不適用免除處罰。只有具有自首、立功或者未成年人且初次搶劫等情節的從犯，才可以依法免除處罰。這樣規定，更加限縮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空間，特別是避免了法官隨意對搶劫犯罪從犯適用免除處罰的可能性。

3.共同致一人死亡案件如何適用死刑?《指導意見》確立了一般只判處一名主犯死刑的原則，即：除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及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外，一般只對共同搶劫犯罪中作用最突出、罪行最嚴重的那名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行最嚴重的主犯如因系未成年人而不適用死刑，或者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而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不能不加區別地對其他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六、關于累犯等情節的適用

根據刑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對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如何從重，從重的力度如何掌握，在實務中，有時有一定的隨意性。針對搶劫犯罪的具體情況，《指導意見》對累犯的從重處罰，制定了三個適用原則。

1.綜合考慮原則。搶劫犯罪被告人具有累犯情節的，適用刑罰時要綜合考慮犯罪的情節和后果，所犯前后罪的性質、間隔時間及判刑輕重等情況，決定從重處罰的力度。

2.考察前罪犯罪性質原則。對于前罪系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累犯，應當依法加大從重處罰的力度。對于雖不構成累犯，但具有搶劫犯罪前科的，一般不適用減輕處罰和緩刑。

3.累犯對死刑適用的作用有限原則。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罪犯具有累犯情節的也應慎重，不能只要是累犯就一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告人同時具有累犯和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綜合考慮，從嚴掌握。

七、關于搶劫案件附帶民事賠償的處理原則

搶劫案件的被告人積極賠償并獲被害人或家屬諒解的，能否在量刑上有所體現，這是司法實踐中爭議比較多的一個問題。對此，主要從三個方面考慮。1.堅持將搶劫犯罪的民事賠償區別于其他刑事案件民事賠償的原則。搶劫犯罪一般是對社會上不特定人員的犯罪，犯罪性質嚴重，社會危害性大，民事賠償對于量刑所起的作用應當有別于其他刑事案件，尤其應當有別于因民間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2.堅持人民法院一般不主動做調解工作原則。這是由搶劫犯罪的性質和社會危害性所決定的，也體現法院審理搶劫案件始終保持嚴厲打擊的髙壓態勢。當然，也不反對被告人與被害方自動達成民事賠償協議。3.堅持民事賠償對量刑的影響有限原則。由于每個具體的搶劫案件仍然有特定的被害人，對這些具體案件的特定被害人，能否及時進行救治、經濟損失能否得到必要補償、精神傷害能否得到撫慰，都是有意義的。而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情況，確實也能反映出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程度的高低，體現出其認罪、悔罪態度，故在特定條件下，亦可作為量刑考慮情節。但是，在最終決定從輕與否以及從輕處罰的力度時，不能脫離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犯罪情節、犯罪后果以及對裁判的預判和評價。特別是對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極大的案件，不能簡單地依據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情況或者被害人及其親屬對被告人的諒解決定量刑的輕重，更不能因此而決定是否判處死刑，要絕對杜絕“花錢買命”的現象。根據以上理由，《指導意見》規定：要妥善處理搶劫案件附帶民事賠償工作。審理搶劫刑事案件，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不主動開展附帶民事調解工作。但是，對于犯罪情節不是特別惡劣或者被害方生活、醫療陷入困境，被告人與被害方自行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的，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評價被告人悔罪態度的依據之一，在量刑上酌情予以考慮。

搶劫犯罪是多發性的侵犯財產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訂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了《關于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搶劫解釋》)和《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搶意見》)，對搶劫案件的法律適用作出了規范，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搶劫犯罪案件的情況越來越復雜，各級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不斷遇到新情況、新問題。為統一適用法律，根據刑法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搶劫案件的經驗，現對審理搶劫犯罪案件中較為突出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和刑事政策把握問題提出如下指導意見：

一、關于審理搶劫刑事案件的基本要求

堅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于多次結伙搶劫，針對農村留守婦女、兒童及老人等弱勢群體實施搶劫，在搶劫中實施強奸等暴力犯罪的，要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判處。

對于罪行嚴重或者具有累犯情節的搶劫犯罪分子，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嚴格控制減刑的幅度和頻度。對因家庭成員就醫等特定原因初次實施搶劫，主觀惡性和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要與多次搶劫以及為了揮霍、賭博、吸毒等實施搶劫的案件在量刑上有所區分。對于犯罪情節較輕，或者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堅持依法從寬處理。

確保案件審判質量。審理搶劫刑事案件，要嚴格遵守證據裁判原則，確保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特別是對因搶劫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更要切實貫徹執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司法文件，嚴格依法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堅決防止冤錯案件的發生。

對搶劫刑事案件適用死刑，應當堅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以最嚴格的標準和最審慎的態度，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搶劫犯罪分子，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二、關于搶劫犯罪部分加重處罰情節的認定

1.認定“入戶搶劫”，要注重審查行為人“入戶”的目的，將“入戶搶劫”與“在戶內搶劫”區別開來。以侵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財產為目的，入戶后實施搶劫，包括入戶實施盜竊、詐騙等犯罪而轉化為搶劫的，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因訪友辦事等原因經戶內人員允許入戶后，臨時起意實施搶劫，或者臨時起意實施盜竊、詐騙等犯罪而轉化為搶劫的，不應認定為“入戶搶劫”。

對于部分時間從事經營、部分時間用于生活起居的場所，行為人在非營業時間強行入內搶劫或者以購物等為名騙開房門入內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對于部分用于經營、部分用于生活且之間有明確隔離的場所，行為人進入生活場所實施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如場所之間沒有明確隔離，行為人在營業時間入內實施搶劫的，不認定為“入戶搶劫”，但在非營業時間入內實施搶劫的，應認定為“入戶搶劫”。

2.“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從事旅客運輸的各種公共汽車，大、中型出租車，火車，地鐵，輕軌，輪船，飛機等，不含小型出租車。對于雖不具有商業營運執照，但實際從事旅客運輸的大、中型交通工具，可認定為“公共交通工具”。接送職工的單位班車、接送師生的校車等大、中型交通工具，視為“公共交通工具”。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既包括在處于運營狀態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對旅客及司售、乘務人員實施搶劫，也包括攔截運營途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對旅客及司售、乘務人員實施搶劫，但不包括在未運營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針對司售、乘務人員實施搶劫。以暴力、脅迫或者麻醉等手段對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特定人員實施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3.認定“搶劫數額巨大”，參照各地認定盜竊罪數額巨大的標準執行。搶劫數額以實際搶劫到的財物數額為依據。對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明確目標，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搶到財物或實際搶得的財物數額不大的，應同時認定“搶劫數額巨大”和犯罪未遂的情節，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

根據《兩搶意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以行為人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無法實際使用、消費的部分，雖不計入搶劫數額，但應作為量刑情節考慮。通過銀行轉賬或者電子支付、手機銀行等支付平臺獲取搶劫財物的，以行為人實際獲取的財物為搶劫數額。

4.認定“冒充軍警人員搶劫”，要注重對行為人是否穿著軍警制服、攜帶槍支、是否出示軍警證件等情節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是否足以使他人誤以為是軍警人員。對于行為人僅穿著類似軍警的服裝或僅以言語宣稱系軍警人員但未攜帶槍支、也未出示軍警證件而實施搶劫的，要結合搶劫地點、時間、暴力或威脅的具體情形，依照常人判斷標準，確定是否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

軍警人員利用自身的真實身份實施搶劫的，不認定為“冒充軍警人員搶劫”，應依法從重處罰。

三、關于轉化型搶劫犯罪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主要是指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一般不考察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是否既遂。但是所涉財物數額明顯低于“數額較大”的標準，又不具有《兩搶意見》第五條所列五種情節之一的，不構成搶劫罪。“當場”是指在盜竊、詐騙、搶奪的現場以及行為人剛離開現場即被他人發現并抓捕的情形。

對于以擺脫的方式逃脫抓捕，暴力強度較小，未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的，可不認定為“使用暴力”，不以搶劫罪論處。

入戶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后，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在戶內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構成“入戶搶劫”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犯罪，其中部分行為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對于其余行為人是否以搶劫罪共犯論處，主要看其對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人是否形成共同犯意、提供幫助。基于一定意思聯絡，對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人提供幫助或實際成為幫兇的，可以搶劫共犯論處。

四、具有法定八種加重處罰情節的刑罰適用

1.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具有“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等八種法定加重處罰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應當根據搶劫的次數及數額、搶劫對人身的損害、對社會治安的危害等情況，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程度，并根據量刑規范化的有關規定，確定具體的刑罰。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一般應并處沒收財產。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

(1)搶劫致三人以上重傷，或者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

(2)在搶劫過程中故意殺害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致人死亡的;

(3)具有除“搶劫致人重傷、死亡”外的兩種以上加重處罰情節，或者搶劫次數特別多、搶劫數額特別巨大的。

3.為劫取財物而預謀故意殺人，或者在劫取財物過程中為制服被害人反抗、抗拒抓捕而殺害被害人，且被告人無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慎重。對于采取故意殺人以外的其他手段實施搶劫并致人死亡的案件，要從犯罪的動機、預謀、實行行為等方面分析被告人主觀惡性的大小，并從有無前科及平時表現、認罪悔罪情況等方面判斷被告人的人身危險程度，不能不加區別，僅以出現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一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4.搶劫致人重傷案件適用死刑，應當更加慎重、更加嚴格，除非具有采取極其殘忍的手段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等特別惡劣的情節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5.具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以外其他七種加重處罰情節，且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的，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認定“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后果特別嚴重”，應當從嚴掌握，適用死刑必須非常慎重、非常嚴格。

五、搶劫共同犯罪的刑罰適用

1.審理搶劫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共同犯罪的情節及后果、共同犯罪人在搶劫中的作用以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情節，做到準確認定主從犯，分清罪責，以責定刑，罰當其罪。一案中有兩名以上主犯的，要從犯罪提意、預謀、準備、行為實施、贓物處理等方面區分出罪責最大者和較大者;有兩名以上從犯的，要在從犯中區分出罪責相對更輕者和較輕者。對從犯的處罰，要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從犯的罪責，確定從輕還是減輕處罰。對具有自首、立功或者未成年人且初次搶劫等情節的從犯，可以依法免除處罰。

2.對于共同搶劫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除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及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外，一般只對共同搶劫犯罪中作用最突出、罪行最嚴重的那名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行最嚴重的主犯如因系未成年人而不適用死刑，或者因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而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不能不加區別地對其他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在搶劫共同犯罪案件中，有同案犯在逃的，應當根據現有證據盡量分清在押犯與在逃犯的罪責，對在押犯應按其罪責處刑。罪責確實難以分清，或者不排除在押犯的罪責可能輕于在逃犯的，對在押犯適用刑罰應當留有余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格外慎重。

六、累犯等情節的適用

根據刑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對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搶劫犯罪被告人具有累犯情節的，適用刑罰時要綜合考慮犯罪的情節和后果，所犯前后罪的性質、間隔時間及判刑輕重等情況，決定從重處罰的力度。對于前罪系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的累犯，應當依法加大從重處罰的力度。對于雖不構成累犯，但具有搶劫犯罪前科的，一般不適用減輕處罰和緩刑。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罪犯具有累犯情節的也應慎重，不能只要是累犯就一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告人同時具有累犯和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應當綜合考慮，從嚴掌握。

七、關于搶劫案件附帶民事賠償的處理原則

要妥善處理搶劫案件附帶民事賠償工作。審理搶劫刑事案件，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不主動開展附帶民事調解工作。但是，對于犯罪情節不是特別惡劣或者被害方生活、醫療陷入困境，被告人與被害方自行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的，民事賠償情況可作為評價被告人悔罪態度的依據之一，在量刑上酌情予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