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范圍和程序的規定是什么

范圍

(一)未成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給予特殊、優先的保護是各國法律都予以遵循的一個原則。作為世界法律通行的原則，早在1989年，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就規定了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予以優先保護，即“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而1990年聯合國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的《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再一次指出：“我們在此莊嚴承諾，對兒童的權利，對他們的生存、及對他們的保護和發展給予高度優先。”并強調“提高兒童福利必須是非常高度的優先。”因此對未成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乃是非常有必要。

(二)七十歲以上老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對于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國新修訂的《刑法》第十七條就已經規定了“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法》這樣的規定是一種文明和人道主義的體現。從現實情況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險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對七十歲以上老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慮適用刑事和解。

(三)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可適用刑事和解

所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國家工作人員乃是法律賦予職權行使公權力的人員，法律賦予其行使公權，就意味著其必須對國家的委托忠誠和誠信，而不可違背國家授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權謀私。

根據國家權力理論及天賦人權的概念，公民組成國家是將自身的管理權限和防衛權讓渡給國家集中行使，而國家通過法律的規定將公權力授給公職人員，讓公職人員管理國家，行使權力為社會和人民提供服務。而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顯然已經與這個初衷背離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必然放任國家公權力不作為、亂作為乃至以權謀私，不利于法律賦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初衷和原本。

另一方面是因為職務犯罪的案件侵犯的乃是公共法益。作為刑事和解，強調是的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達成某種妥協和讓步，犯罪嫌疑人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取被害人的諒解，以達免于起訴、逮捕和審判的一項刑事制度。而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即社會公益和國家并無特定的授權主體和委托人，因此在主體不明確的情況下，刑事和解無法進行操作，而且一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放任刑事和解，必將導致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的嚴重損害，因此，我們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不宜實行刑事和解制度。

(四)熟人之間的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法律對于熟人之間的某些案件已經明確規定要予以從輕、減輕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就明確規定了“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按此精神，對于熟人之間的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無可厚非。且熟人之間亦常常受到倫理、道德、情義等因素的影響，在這些因素的調整下，可以盡量少用或者不用刑罰來控制、預防犯罪，這種社會效果有時甚至比用刑罰換來的社會效果更佳。

程序

(1)首先進行的環節是加害人承認犯罪。首先讓犯罪人供述犯罪事件的經過，并向被害人及其親屬認罪，承認錯誤，表示悔改。

(2)由被害人描述犯罪行為給其身體、生活、工作、學習等方面產生的影響。

(3)與犯罪行為結果有關的人敘述他們的感受。通過這些描述和敘述，使加害人會了解到自己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及與被害人關系密切的人以及給加害人自己的家庭和朋友造成的后果。被害人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情，有權利詢問與犯罪事件有關的問題。

(4)在對犯罪行為及其造成的后果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之后，調解員可以詢問被害人希望從這次和解中獲得的補償或賠償項目，從而幫助確定加害人應當履行的義務。

(5)所有的與會者都可以對加害人如何補償、如何解決犯罪事件發表意見。

(6)最后的環節，在聽取了所有的與會者意見后，調解員主持和解參加人達成和解協議，督促與會者簽署和解協議。　人民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門派出的監督員應當對整個和解過程的進行及各方所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監督，發現有違法的情形應當及時予以指出，并建議予以糾正。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如果刑事案件情節比較輕，并且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或者70歲以上的老人犯罪是可以進行和解的，如果是熟人之間的案件也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