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公證程序規則》等法規規定，具有給付貨幣、物品、有價證券的內容，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債務人明確承諾愿意接受依法強制執行的債權文書，可以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賦予這類債權文書強制執行效力公證后，一旦出現債務人在履行期屆滿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可以直接依據強制執行公證書申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執行，免除了繁瑣的訴訟程序，大大提高了實現債權的效率。

正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公證法》(草案)第三十六條規定：“經過公證的以給付為內容并載明債務人愿意接受強制執行承諾的債權文書，債務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債權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過于簡單，應當將擔保合同列為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的內容。

筆者對我國《擔保法》規定的保證、抵押、質押、留置、定金等五種擔保方式進行分析后，得出“只有質押、留置、定金三種形式的擔保合同債權人有直接處置權，而保證、抵押擔保合同的債權人無直接處置權”的結論。保證擔保合同、抵押擔保合同約定的債務履行期屆滿，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又與債務人協商不成的，債權人不能直接處置保證人的財產、抵押人的抵押財產，而必須通過訴訟程序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來實現債權。《擔保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債務履行期屆滿抵押權人未受清償的，可以與抵押人協議以抵押物折價或者以拍賣、變賣該抵押物所得的價款受償;協議不成的，抵押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此可見，在沒有特別程序的前提下，訴訟程序是債權人向保證人、抵押人實現債權的必經程序。

保證擔保合同、抵押擔保合同能否采取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的方式達到直接申請法院執行的目的呢?要弄清該問題，就要對這兩種合同的性質進行分析，才能得出結論。

根據法學理論，只有保證人的保證擔保合同，屬于債權債務關系明確的債權合同，可以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而附有財產擔保內容的擔保合同，以物質財產作抵押物擔保的抵押人與債務人同為一人時，符合1992年12月31日司法部發布的《抵押貸款合同公證程序細則》第六條第二款關于“雙方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借款人違約時，貸款人可以申請公證機關出具強制執行證書，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借款人的抵押財產。”的規定，也可以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

但是，如果提供物質財產作抵押物的抵押人為第三人時而非債務人時，這類抵押擔保合同是否可以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尚有爭議，未曾明確。從物權法理角度來說，財產抵押擔保合同屬于物權合同，不能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而從債權法理角度來說，抵押權的發生是以債權的存在為前提的，并且其發生的目的又是為了保證債權的實現，故抵押權既有物權的性質，又具有債權的性質，因此我們認為抵押合同也是一種債權合同。抵押權人既不能把抵押權和債權分割開來，單獨轉讓和處分而獨自保有債權，也不能將債權同抵押權分割開來而成為其他債權的擔保。《擔保法》第五十條規定：“抵押權不得與債權分離而單獨轉讓或者作為其他債權的擔保”。據此，財產抵押合同符合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的條件，可以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