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成立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員會(TheRoyalCommissiononCriminalJustice)，對英格蘭和威爾士實行的抗辯式刑事司法作了如下定義：

以法官為裁判，控辯雙方就案件各自提出主張，并分別準備證據，傳喚、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一種制度。

這個簡單的定義，可以充分說明200年以前的刑事司法程序，但卻不能準確地表明現代刑事司法系統的復雜性。特別是該模式僅僅強調控辯雙方的相對自由，還不足以說明在現代法律制度下訴訟方持續的、相互地提供和交換信息的義務，以及該義務在原則上和實踐中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意義。

本章的目的是要在闡述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應承擔的相互提供和交換信息的義務，并考慮應如何為該義務設置合理的平衡點。顯而易見，這是過去20年來英國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經歷著廣泛變革的一個領域，而且該領域的法律和實踐看來可能尚未達到一種確定的狀態。因而，本章所闡述的是一種處在發展狀態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警察、檢察官、被告人和社會等多種相沖突的利益必須達成平衡，以便不僅滿足國內對公平與正義的期望，而且滿足《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規定的被告人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

為了在推行交換和展示信息的程序，還有必要考慮被告人或辯護律師通過參與或觀察控方證據的建構過程中來獲得信息的程度。這主要表現在正式的警察詢問、逮捕后對人身或住所的搜查以及排隊辨認(或其他正式的辨認程序)(Murphyetal.，2001;Cape，1999)。犯罪嫌疑人在上述程序中都有權獲得律師在場和記錄過程(包括訊問錄音和辨認過程的照相或錄像)，以確保在上述過程中控辯雙方能平等地獲得證據材料。

為了方便，我們將在下列刑事訴訟階段中考查展示和交換信息的義務：公民被懷疑但未被逮捕的時候;被逮捕但沒有被起訴的時候;起訴后但尚未審判的時候。

當公民被懷疑的時候

一般而言，公民并沒有向警方或其他官方刑事調查人員提供信息的義務(Ricev.Connolly)，而且拒絕拒絕也不構成任何犯罪。此規則被認為是限制國家權力干涉個人這一重要憲法原則的具體表現。然而，這一寬泛原則目前卻受到由制定法所創立的大量例外的限制。在諸如駕駛車輛、主管公司、宣告破產等一系列行為和情形下，法律要求人們在被傳喚時承擔提供信息的義務。類似的義務要求還適用于國家有必要向所有公民收集信息(例如征稅和人口普查)的時候。這些例外是以國家利益為正當理由的。但是，雖然公民通常可以不回答警方或其他官方調查者的問題，但在有合理根據懷疑涉嫌犯罪時，他卻必須接受對其人身、車輛和住所的搜查以及隨后的扣押，并提交具有明顯證據價值的材料(一般可參見LidstoneandPalmer1996)。

受到搜查或逮捕的公民應當能獲知具體的案件信息。特別是，至少應當告知他如下信息：(i)執行搜查和逮捕是根據合法的授權;(ii)涉嫌的罪名或被搜查的對象。獲知上述信息的基本理由是憲法原則的規定，即任何一個公民在沒有被預先告知行使權力的合法理由時，都不能屈從于國家的強制力量。在這一階段所提供的信息還可以幫助犯罪嫌疑人保護自身。因而，當犯罪嫌疑人知道其被懷疑的罪名時，他應當有機會即時進行辯解，這種辯解可能會推翻懷疑他的理由。在這個階段，給他充分的信息使他能作出解釋也很重要，因為在訴訟早期即時作出的辯解可能比事后提供的理由更加可信。

逮捕犯罪嫌疑后，可以對其進行羈押訊問(最長期限24小時，更嚴重的案件不超過96小時)，這對及時獲取和保存證據來說是必要的。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繼續享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可以不回答特定問題，并且必須在訊問開始前告知這些權利。這一規則包括被告人不自證其罪的權利(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和更廣泛的沉默權，適用于審問犯罪嫌疑人時的任何信息而不僅僅是控告其犯罪的實質性信息。同樣地，警察享有“沉默的權利”(盡管很少這樣表述)，他們也沒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存在的對其不利的證據及其種類。沉默權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和警方的沉默權-這個觀點一直遭到批評。批評犯罪嫌疑人沉默權的理由是，沉默權僅僅對有罪的嫌疑人有用，對想證明其清白的無辜的嫌疑人毫無用處。還有人認為，任何公民都有義務在警方調查中回答問題。警方對其獲得的懷疑根據和證據有保持沉默權的觀點也一直飽受針砭，因為普遍認為被告人應當有權獲知其受指控的罪行，以便在訴訟的每個階段都能保護自己(Toney2001)。

盡管如此，在正式情形下，偵查階段通常并不存在展示義務，但最近修改的法律已經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即在警察訊問時，犯罪嫌疑人會迫于較大的壓力而提供信息，并且警方自身也有相當大的動力去提供信息。《1994年刑事司法與公共秩序法》在下列情況下削弱了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沉默權：(i)被告人在警察訊問階段有合理的機會提出辯護的事實根據卻沒有提出，而是留待審判階段提出，可以從中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性推定(34條);(ii)在警方詢問時，要求被告人對控告證據的細節作出解釋(諸如犯罪現場附近的衣服或可見物的標志)而他卻不能解釋時，也可以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性推定(36條和37條)(參看Wolchover2001)。在上述兩種情形下，警方必須在訊問中給予犯罪嫌疑人“告誡”或“特別警告”，告知不能提供特別信息的風險是可能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雖然對被告人的沉默權仍存在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主張沉默權可能涉及相當大的風險，許多原本會保持沉默的被告人，現在都會向警方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