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即是二人以上的共同行為造成了刑法上規定的應承擔刑事責任的同一危害結果，此共同行為人即為共犯，即所謂共同犯罪的人。所謂共同過失，是指二人以上基于各自的過失心理狀態，共同造成某種符合構成要件違法結果的犯罪心理狀態。

對于共同過失，當否列入刑法的規范范圍，觀點不一。

我國的共犯制度并非以犯罪的聯絡（即明確的犯罪故意）為必要條件，即只要共同行為導致了危害結果，并且這一危害結果系刑法所規范，即成立共犯關系。如清《新刑律》第三十五條：于過失罪有共同過失者，以共犯論。

我國當今刑法，對過失共犯并未予以肯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第二款指出：“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的共犯論處。”這一司法解釋，似乎肯定了過失的共同犯罪。但細細研究，發現其中存在著“基本的過失犯＋故意的加重犯”的情形，而現實立法中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情形的結果加重犯概念。其次，能否將逃逸本身的行為認定為間接故意致人死亡的行為，還需要研究。在行為人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結果發生時，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所發生的結果就是行為人的不作為所致，還應當分析前行為處于何種危險狀態，行為人履行義務的可能性大小，行為人不作為是否造成結果的原因等，因此，如將這一行為的加重情節不加考慮地列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又顯屬不當。再次，“因逃逸致人死亡”屬于交通肇事罪的一種加重情節，但其前提是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這一基本犯，將指使司機逃逸因而導致被害人死亡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則缺乏基本犯這一前提條件。故就交通肇事這一法條及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既要否認過失共同犯罪，又贊成上述司法解釋與法條，是有一定難度的。

同時在審判實踐中，存在著按共同犯罪的原則處理過失共同犯罪的情況。如重慶市九龍區人民法院以及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下判雷某與孔某過失殺人一案：雷、孔二人相約在一陽臺上，選中離陽臺８．５米左右處一棵樹干上的廢瓷瓶為目標比賽槍法。兩人輪流各射擊子彈３發，均未打中，但其中一發子彈飛向陽臺一百余米附近，將行人龍某打死，但又不能查明擊中被害人的子彈由誰所發。二級法院均認定兩被告構成過失犯罪，各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卻又沒有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也即該判決按照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犯處理原則處理了該案，但卻又沒有承認過失共犯，這里顯然存在一些值得探討之處。

筆者認為，當前出現的一些由過失而引起的嚴重事故，如因相互不注意而引起的特大火災、煤礦爆炸、多因一果中的嚴重交通事故等，由于過失犯罪罪責個別化處理原則而不能得到應有的懲處，激化了社會矛盾。如設立了過失共犯，所有行為人都應對整體的危害結果承擔責任，這樣既能提高大眾的責任意識，同時又能減少不必要的社會危害。因此在刑法中有必要規定過失共犯，當然其適用范圍不宜過寬，對過失教唆、過失幫助等不能適用過失共同犯罪的相關規定，對于故意教唆、幫助過失犯的則按間接正犯處理，也不適用過失共同犯罪，只對共同實行犯（即共同正犯）按過失共同犯罪處理，其理論依據在于是否適用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故意與過失都是責任的要素或形式，故意犯與過失犯都是各自的實行行為，對故意犯的實行為可適用該原則，則對過失犯也應適用。且二人以上的行為可適用該原則，則對過失犯也應適用。且二人以上的行為對法益造成的侵害具有因果性，這種因果性應當根據客觀的因果法則進行判斷，而不僅取決于二人以上具體、確定的意思聯絡，況且故意犯罪有些意思聯絡也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