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輕緩刑事政策，構建和諧社會，要求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萬鈞”，也要“春風化雨”；既要治標，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會效果。適用輕緩刑事政策體現了以人為本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對于有效地打擊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一、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范圍

全國第三屆公訴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輕緩刑事政策在公訴方面適用的范圍，主要是處理好以下三類案件：1.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要嚴格掌握刑事政策，正確區分罪與非罪，避免擴大打擊面，激化社會矛盾。2.因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傷害等案件，對加害方和受害方已經和解，或者加害方真誠悔罪、積極賠償并得到受害方諒解的輕微犯罪案件，要本著冤家宜解不宜結的原則，盡量作出不起訴決定。3.對未成年人犯、初犯、偶犯、從犯、過失犯等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掌握政策，可訴可不訴的盡量不訴。

筆者認為，根據以上精神，本著公正、公平的原則，在實踐中就某一問題在某一地區應當形成統一的衡量標準。比如對以下幾類案件，應當在條件成熟之時采取不訴或建議公安機關撤案：

（一）輕微傷害案件。對這類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主動或者通過調解工作已經向被害人予以損害賠償，并就自己的行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同時，綜合全案考慮，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不大，一貫表現良好。此時，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建議公安機關撤案。這不僅僅是在挽救犯罪嫌疑人，也在一定程度緩解了社會矛盾，有效地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二）惡性不大的交通肇事案件。每年這類案件在基層院公訴案件中都占很大比例，比如我院每年都在20%以上。這類案件屬過失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筆都認為在辦理時，應當以把對被害人家屬的賠償問題作為重點工作之一，因為再重的刑事處罰也不能使被害人家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對已經賠償到位、主觀惡性不大、得到被害人諒解的犯罪嫌疑人，且又具有法定從輕處罰的情節，如自首等，依法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建議公安機關撤案。對于確需起訴的也應當建議法院對其作出緩刑的判決。如我們辦理的景某交通肇事案，其駕駛中吧車載客慢速行駛途中，乘客梅某見車門未關就自行下車，導致倒地死亡，景某立即電話報警，并積極搶救傷員，案發后又賠償被害人家屬全部經濟損失。景某只負此事故主要責任。被害人家屬要求不再追求景某的刑事責任，景某也強烈要求不要訴至法院，因為一判刑，其駕照就要被吊銷。最終該案訴至法院，景某被判緩刑。筆者認為類似案件可以作不起訴處理或建議公安機關撤案，有效節約訴訟資源。

（三）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的輕微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齡化、類型的多元化、手段的成人化，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司法機關的重視。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對事物的認識能力和感知程度較差，極易受到各種外來不良現象的侵襲，進而實施犯罪觸犯法律。然而，未成年人罪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犯罪群體，如對那些主觀惡性不深、手段不殘忍、犯罪性質不很嚴重，觸犯刑律的初次偶爾作案的未成年人定罪科刑，在一定程度上只會加重其逆反心理，加大教育改造的難度，同時也會給其帶來陰影，甚至可能導致其再次犯罪。《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規定了對于未成年人情節輕微犯罪可以作不起訴處理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5）》規定了：司法實踐中，對于未成年人使用或威脅使用輕微暴力強搶少量財物的行為，一般不宜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無疑在定罪非刑事化上更進了一步。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地在與學校達成共識、征詢被害人的意見，并與公安機關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涉嫌輕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符合法律規定的進行非刑事化處理和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對于一貫表現良好、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未給被害人造成實際經濟損失等等情節輕微的案件，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以社會的寬容對他們進行感化，以社會、學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對其改造，使其重樹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走上正軌。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筆者作為一名基層檢察院的公訴干警，在工作實踐中深深體會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讓輕緩的刑事政策在審判階段體現得更為充分，每年判處緩刑、拘役的案件占很大比例，而在公訴階段輕緩的刑事政策體現得并不充分，甚至難以體現。

（一）干警的執法理念尚未根本轉變，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和把握還是不夠全面，尤其對寬嚴的尺度問題把握不準，存在寧嚴勿寬的思維方式。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嚴打”以來，從重從快已成為慣性思維，在公訴工作中為了避免承擔打擊不力的責任，可訴可不訴的訴了。忽視了區別對待和寬嚴相濟，忽視了辦案的社會效果，不僅浪費了司法資源，同時也沒有起到挽救失足者的目的。有的干警認為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與以前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司法政策相比，無非是提法不同而已，換湯不換藥，沒有深入了解其內涵，對為什么寬、為什么嚴，怎樣寬、怎樣嚴缺乏充分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

（二）一些檢察工作機制與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相吻合。

1、對不起訴權的限制，使得進入訴訟程序的輕微刑事案件無法適用寬容處理。對于不起訴案件是否屬于錯案，在檢察機關乃至司法界一直以來存在著爭論和探討，檢察機關內部也一直將案件的不訴率的高低作為衡量案件質量的標準之一。這種對不起訴權進行限制的初衷是好的，即為了防止該不起訴權的濫用，但在其發展和適用過程中它的弊端也日益顯見，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限制過大，抑制其功效的發揮，使輕緩刑事政策得不到深入貫徹，而將輕微犯罪人推入繁雜冗長的訴訟程序，對于許多符合法律規定，適用不起訴更適宜、更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案件，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訴交付審判。有學者指出，“在實際運行中，檢察機關的裁量不起訴權是受到嚴格制約的，尤其是在追求起訴率的嚴打態勢下，裁量不起訴制度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辦理不起訴案件流程過于繁瑣，決定權集中在檢委會，限制和約束了辦案人員的積極性，也無形中增加了公訴人員的工作負擔，與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相協調，容易導致相對不起訴率過低。

3、刑事訴訟法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規定得非常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彈性過大，在導致相對不起訴各種外在因素的制約下，無法得到充分運用。

鑒于上述原因，每年上級院或各級政法委都把不起訴案件作為案件質量檢查重點，加上基層檢察院人少案多，公訴人疲于辦案，無法花費更多的精力開展民事部分的調解工作，為避免麻煩，可訴可不訴的案件直接提起公訴了。

（三）相應配套措施不完善，制約了輕緩刑事司法政策效果的發揮。在實踐中，一些案件本可以按從寬處理，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配套措施，從而限制了輕緩的刑事政策的適用。如一些未成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家庭殘缺，無人管教，檢察機關想從輕從寬處理也因無法找到合適的監護人而無法進行，實踐中有的退回公安機關做勞教處理，有的訴至法院后作出相應的從輕判決，然而這些人獲釋后，由于幫教體系的不完善，很多可能會在無人問無人管的環境中重新走上違法犯罪之路，社會上也容易誤解檢察機關放縱罪犯。因此，幫教體系的不完備與當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的走高不無關系。如未成人盧-華，父母離異，2006年因盜竊被勞教一年六個月，2007年獲釋不久又因尋釁滋事持刀將他人砍致輕傷被判刑十個月，此時他剛滿17周歲。（四）與之相關的立法滯后

由于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尚沒有規定刑事和解制度，還沒有賦予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輕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行使刑事和解權。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有關貫徹輕緩刑事政策的實施意見，但作為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并沒有相應的配套規定，僅僅檢察機關一方去執行難度比較大；公安機關對批捕后達成諒解的輕微刑事案件如何處理尚無明確規定，他們對這類案件也沒有撤案權，因此對一些輕微刑事案件一經批捕無論當事人之間是否達成諒解，都移送起訴，而在審查起訴期間即使當事人愿意和解也沒有法律規定可以撤銷案件；

三、對公訴階段貫徹輕緩刑事政策的建議

輕緩刑事政策在公訴階段的應用有多種形式，許多學者借鑒國外做法，結合中國國情及司法實踐，提出了諸多意見，如刑事和解、辯訴交易、暫緩起訴、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案機制等等。

（一）增加對刑事和解的相應規定，規范工作程序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調停人調解（通常是司法工作者），受害人與加害人面對面商談后，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協議。刑事和解有利于避免犯罪的標簽效應，提高了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中的地位，使加害人、被害人和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恢復犯罪前的正常狀態，是一種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較好結案方式。在檢察實踐中，經常采取以下做法：輕微刑事案件經公訴機關審查后，認為符合適用刑事和解條件的，委托基層人民調解組織進行調解，在被害人同意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并與之達成和解協議的基礎上，由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建議偵查機關撤回案件。

目前，我國刑訴法只規定了在刑事自訴案件中，法院可以對被告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增加有關刑事和解的條文，對刑事和解的定義、執行主體、效力、條件、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

（二）增加相對不起訴的可操作性，擴大適用范圍一是建議在相關法律法規或在指導性意見中，結合檢控實際，將“犯罪情節輕微”等適用標準具體化、明確化，以利于實際操作和統一標準。二是調整現有的考核考評機制，放寬對刑事案件不起訴適用比率人為的限制,從而打消檢察官寧可以起訴方式來消除后患的顧慮。

（三）對未成年人、在校生輕微犯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發揮社區矯正的作用隨著世界刑罰輕緩化趨勢的發展，非監禁刑在刑罰體系中占據的位置也愈加重要。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刑的主體內容，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執行期限內，矯正社區服刑人員的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以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社區矯正不僅能完善我國刑罰結構、體現了對犯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結合，而且有利于有利于罪犯回歸社會、順應行刑社會化的發展，符合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輕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