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以刑事案件的存在為前提，沒有刑事案件的存在，就沒有附帶民事訴訟。不構成刑事案件的情況下，只能是民事權益之爭，單獨提民事訴訟就好，無所謂附帶。本質上仍然屬于民事訴訟。在法律適用上，“除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釋已有的規定以外，適用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但是，“不收取訴訟費”這是與單純民事案件的區別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99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司法解釋在此基礎上，進而規定：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從上述規定可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如下：

1、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質損失。

身體受到犯罪傷害，支出的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傷殘者的殘疾生活輔助具費，被害人死亡的喪葬費等，這些都是物質損失，被告人都應當予以賠償。權利人都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需要說明的是：傷殘賠償金、死亡賠償金是精神損害的范疇，不屬于物質損失,因而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不能單獨提起民事訴訟。

2、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的物質損失。

這些財物不包括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的被害人財產，只限于犯罪現場毀壞的財物的物質損失，以及必然遭受的損失。如：小麥苗被毀壞，不但實際造成了人工、施肥、養護等損失，還造成了小麥糧食可得利益損失，這是必然的，不是想象的。

根據刑事司法解釋的規定，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情況認定其悔罪表現，并在量刑時予以考慮。對于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應當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以及被害方的接受程度等情況確定從寬的幅度。因此，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情況是認定被告人悔罪表現的要素之一，而且影響到量刑。司法實踐中，對于附帶民事訴訟已經調解或和解且取得被害人方諒解的，都給予了從寬處理;對于被害人方仍然不諒解的或者達不到被害人方無理要求的，一般沒有從寬處理。主要存在以下情況：

1、當事人雙方已達成調解協議且款項已支付完畢，被害人方不表示從輕處理。

2、被害人方要求數額過高，雙方達不成協議，被告人同意依法賠償并把款項足額交到法院。

3、為了達到嚴懲被告人的目的，被害人方故意不提附帶民事訴訟或者提起后，經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按撤訴處理。此兩種情況下，被告人同意依法賠償并把款項足額交到法院。

以上三種情況，顯然是被害人方得理不饒人，甚至是獅子大開口，借機撈一把。所以上述三種情況下，就應當認定被告人有好的悔罪表現，就應當從寬處理，對于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依法可以宣告緩刑。正確的行使審判權，有利于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綜上所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利于及時充分地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參與刑事訴訟的機關和司法人員對被害人的物質損失或了如指掌或相當清楚，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附帶予以解決，有著很好的實踐基礎，便于損失的及時解決，及時安撫被害人。其次有利于貫徹寬嚴相濟政策，正確量刑，以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被告人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情況認定其悔罪表現，并在量刑時予以考慮。這說明，物質損失的賠償情況是一個法定的量刑情節。沒有賠償損失的，當然不考慮，賠償損失的，量刑時就得體現出來。賠償和不賠償是不一樣的。可見，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是被告人悔罪的一個體現，如果沒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被告人就不能獲得這樣的量刑情節。再次，有利于案結事了，節約訴訟資源。被告人為了獲得較輕的量刑情節，其賠償的積極性除個別家庭經濟困難的外，一般是很高的。這樣一來，滿足了被害人的物質損失的正當要求，安撫了被害人，矛盾得以化解，被告人又得到了較輕的量刑，就個案而言就不會出現纏訴的情況。同時，由同一司法機關同一組織解決，輕車熟路，得心應手，避免重復勞動，當事人也不必受多次訟累，無疑節約了司法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