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人格尊嚴出發，農民人權的核心內容是平等權和公平對待權，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對于農民人權的保障具有關鍵性的意義。雖然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不可避免的會要求國家在各方面，包括財政，進行大量的投入，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人權保障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著矛盾。相反，農民憲法權利平等保護的實現將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國家的發展。【關鍵詞】農民平等權；農民人權；發展【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引言作為我國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個群體，農民在憲法權利的保障和實現上所處的不平等地位有目共睹，而這種在憲法權利保障上的不平等又極度的拉大了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所造成的城鄉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差距。要消除這一“基于出身的不平等”，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就亟待加強。但是，無可回避的是，由于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不僅僅要求國家對農民的相關憲法權利不予侵犯，更要求國家通過積極做為來實現農民的平等權，這就不可避免的要求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難免產生加強對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是否會妨礙國家發展的擔憂和疑慮。故而，我們不僅需要對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重要性形成正確認識，更需要對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系形成正確認識。一、農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農民人權的核心內容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農民人權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2001年。在《從國家農民向社會農民的轉變看農民人權的發展》一文中，岳悍惟提出了“農民人權”的概念，并認為國家農民狀態下農民人權是非常有限的，而社會農民狀態下則實現了農民人權的完全享有。[①]然而，遺憾的是，該文沒有對農民人權的概念和內容作出明確交代，筆者只能從字里行間推測作者認為平等與自由構成了農民人權的最主要的內容，并且自由的重要性尤甚于平等。同時，作者也非常重視農民人格的平等，認為正是由于實現了國家農民向社會農民的轉變，使得農民具有了與其他社會成員平等的人格，才使得農民的完全人權主體地位得以確立——而這一點甚至比權利更為重要。[②]此后，雖然亦有數篇論文論及農民人權問題，但鮮有對“農民人權”給出清晰定義者，而只是籠統的將農民人權視作農民所應享有的權利的統稱，即普遍人權在農民這一特定主體上的表現。目前可從中國知網上查到的唯一一篇對農民人權作出了清晰定義的文章[③]是這樣定義農民人權的：“農民人權，是保障農民的尊嚴，發展農民的人格，實現農民的價值，在道德上、社會上、法律上，應該得到承認或已經得到承認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等一切權利的統稱”；在農民人權的內容上，作者認為“農民人權包含著兩個層面”，即普遍人權和農民所特有的人權，而在農民所特有的人權中作者似乎又認為以生存權為其最主要的內容。[④]農民人權概念的提出無疑具有積極意義。正如有學者早已指出的，之所以要將農民權利保護提高到人權的高度，而不是停留在憲法權利的高度，是因為“農民人權”通過將“農民”這一特定群體還原為“人”，從更高的價值層面上肯定了農民作為具有與其他社會成員平等人格的“人”所應具有的權利，[⑤]這種權利不因其身份、社會地位、居住區域等的不同而不同。也正是因為農民人權的概念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才更需要明確農民人權的確切內涵及其有別于普遍人權之處，否則這一概念就將失去存在的基礎。從上文介紹中可以看出，目前在涉及這一問題的少數幾篇文章中存在這樣兩種觀點：（1）農民人權以平等權和自由權為其主要內容，其中自由權較之平等權更為重要；（2）農民人權的核心內容是生存權。這些觀點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卻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因此未能道出農民人權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