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工商行政處罰程序自身的特性。工商行政處罰程序既不同于訴訟程序,也不同于行政許可等其他行政程序,因此,在確定工商行政處罰案件證明標準時。首要考慮的因素就是處罰程序的特點。工商行政處罰是損益性行政行為,雖然大多數處罰是財產罰、資格罰等。但無疑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造成比較大的影響,甚至會間接地影響其生存狀態,因此,在設定案件的證明標準時不能過低,否則有恣意枉法之嫌。
第二、工商行政處罰案件證明的困難程度。目前。由于工商法律、法規賦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查案的行政措施不到位,特別是行政強制措施適用的面不寬,實踐中造成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取證困難。但筆者認為,這一困難須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的途徑去解決,不宜因此降低證明標準。第三、當前依法行政狀況。雖然通過各種途徑。工商部門在努力提高自身依法行政的水平,但不可否認的是,現階段依法行政的狀況離目標尚有比較大的差距,出于對行政相對人合法利益的保護和促進自身依法行政的需要,筆者認為,現階段應設定較高的證明標準為宜。
結合上面的考慮,筆者認為工商部門應當在行政處罰案件中設定如下證明標準:
1簡易程序的行政處罰案件應該適用排除濫用職權和優勢證明標準。在此類案件中適用排除濫用職權證明標準的理由已在前面談到,此處不再贅述:適用優勢證明標準的理由在于,即使是簡易處罰程序,行政執法人員也要遵循法定程序,收集案件的主要證據,使案件的證明度處于優勢的程度,筆者認為,這已可以滿足此類案件的證明度。
2一般程序的行政處罰案件(包括適用聽證程序的行政處罰案件,下同)應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有的學者主張這類案件應適用優勢證明標準或者是高度蓋然性標準,認為只要行政機關提供的證明度高過行政相對人提供證據的證明度,這一事實就成立。但筆者認為,無論是適用優勢證明標準或者是高度蓋然性標準,都存在以下兩點不妥之處:一是優勢證明標準或者高度蓋然性標準主要是適用雙方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時,行政處罰案件是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不具備適用這兩個標準的主體條件:二是適用優勢證明標準或者高度蓋然性標準主要涉及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當事人可以放棄或者主張權利,而實施處罰的工商機關是代表國家施罰,嚴格意義上說,它不具有處分權;另外,行政處罰的制裁性質,如若不適用較高的證明標準,則容易導致對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侵犯,
在工商行政處罰中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指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當在超出合理懷疑的程度上證明所處罰違法行為的所有實質要件,它和在刑事案件使用此標準時是存在不同之處的:刑事案件應當極其真實(包括犯罪情節事實),而行政處罰案件只要求在法律要件上排除合理懷疑(違法情節是處罰幅度的參考因素,不能決定案件成立與否)。筆者之所以認為在這類案件中應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也是因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通過調查取證,行政處罰案件能夠證明到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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