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強制措施中，人民法院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民法院作為強制主體的地位

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有力保障，是取得直接證據，查明違法事實，查獲違法當事人的行政手段，是行政機關正確處理案件比較關鍵的環節。筆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談到，由于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直接關系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人身權、財產權等重要的憲法權利，所以必須慎重對待，嚴格依法進行。人民法院在行政強制措施中，其作為強制主體的地位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在法治實踐中，執行難的問題不僅僅出現在司法活動中，在行政強制過程中同樣也存在。這不僅是由于行政主體在某些情況下缺乏強制執行的權威，也是由于行政主體沒有強有力的執行保障，或者可以說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印象中，行政權的行使更多情況下是比較柔和的，而司法權則顯示出較大的強制性。從這個方面來看，人民法院適當介入行政強制的執行中是有優勢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行政強制的執行主體比較混亂，名目繁多的執行隊伍沒有法定的行政強制權，又沒有法律授權，可能任意實行行政強制，因而常常導致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激化。在這種前提下，合理的行政強制司法審查顯得尤為重要。應當規定(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各級)行政機關申請執行其具體行政強制行為，并審查其合法性并就是否予以批準作出裁定。

(二)人民法院作為強制裁判的地位

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維護和促進公共利益，保護相對人自身的人身安全或財產權益，排除相對人的具有社會危害性或自我危害性的行為。正如當代美國法學家E·博登海默所說的那樣：“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有許多相互沖突的利益需要調整，公共福利也必須加以保護以使其免受反社會的破壞性行為的侵損。”目前，在我國的法治實踐中仍然存在裁責不分的情況—即是指作出決定的機構和執行該項決定的機構不分，決定者也是執行者，自己作出的決定由自己執行。這一問題在行政強制措施的實施過程中也確實存在，這明顯不利于實現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而《行政強制法(草案)》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強化人民法院作為強制裁判的地位，將使這一難題得到較好的解決。

(三)人民法院作為強制監控的地位

如前所述，由于行政強制是比較嚴厲的行政行為，因此不到萬不得已行政機關不應實施行政強制措施，也就是說，能夠通過非強制性管理措施的途徑達到行政管理的目的的，就不要通過強制措施的途徑去解決。而且，根據《行政強制法(草案)》第8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應當選擇適當的強制方式，以最小損害當事人的權益為限度;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可以在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與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這些規定分別體現了行政強制法的法定原則、適當原則、不得濫用原則及和解原則。要想促使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時完全地、更好地遵守上述原則，就必須引入人民法院作為監控主體，通過司法審查等途徑對行政主體的具體遵守情況進行監督控制。

(四)人民法院作為強制救濟的地位

學界對行政強制措施是否具有可訴性存在很大分歧，一些人認為其不具有可訴性，另一些人認為具有可訴性。筆者比較贊同后一觀點，即行政強制措施具有可訴性。某一行政強制措施是否具有可訴性，不僅取決于該行政強制措施是否達到了其自身的獨立性和成熟性，還取決于它與行政相對人權益的關系。行政強制措施的獨立性和成熟性，是指行政強制措施作為一個獨立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已經成立，而行政強制措施與行政相對人權益的關系則是指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即行政強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影響或可能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大多數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并影響或可能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因此具有可訴性。正是由于具有可訴性，所以大多數行政強制措施在給公民、法人(主要是企業)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時，必須有法律途徑予以救濟。因此應當作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因行政強制而受到損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并可以依法提出賠償要求。《行政強制法(草案)》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對行政機關違法實施行政強制造成損害的，有權依法要求賠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中有違法行為或者擴大強制執行范圍，給當事人造成損害的，有權依法要求賠償。這些規定都體現了人民法院在行政強制措施中作為救濟主體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