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法解釋學允許的范圍內,可以把默示預期違約視作受害方從對違約方違約行徑的主觀推測向確定實際違約結果發生的一個合理過渡、證明手段和緩沖區間。抗辯權制度之精華已然完全涵括了默示預期違約的功能領域。至于兩者適用條件上的差別,根據具體情況略做調整根本無礙于二者功能互滲的大局。關鍵詞:預期違約;不安抗辯權;實際違約一、明示預期違約與默示預期違約的關系及其再解釋英美法系國家預期違約制度尤以《美國統一商法典》的規定最為完備。從該法的規定來看,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都是發生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履行期限到來之前,二者侵害的都是債權人的期待權。但二者又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表現在:第一,違約表現形式不同。明示預期違約表現為一方當事人明確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他將不履行合同義務,這種表示既可以是口頭的、書面的,也可以是故意令外人所知的行為的;而默示預期違約中,違約者并未以明示方式表明他將不履行合同義務,而是其某種行為令對方當事人預見到他將于合同履行期限到來之時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義務,這種預見應是有根據的。至于預見的根據是什么,《美國統一商法典》規定得比較抽象,僅為“有合理的理由懷疑對方不能正常履行”,對何為“合理的理由”,該法典并未作出具體的解釋。一般認為,預見默示預期違約的標準有三:即對方履行合同的能力有嚴重缺陷;對方履行合同的信用有嚴重缺陷;對方在準備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的行為中表明他將屆時不會或不能履行合同(《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1條)。第二,違約者的主觀方面不同。明示預期違約表現為一方能夠履行而不愿履行,或因為其他原因明確肯定不履行。違約者的主觀狀態只能是故意;而默示預期違約卻表現為兩種情形:一是一方當事人客觀上沒有能力履行合同,即失去履約能力。這種情形往往是從一些客觀事實推測到的,如一方出現資金困難,支付能力欠缺,負債過多難以清償等;二是一方當事人客觀上能夠履行合同,但卻不打算履行合同,如該當事人商業信用不佳,已將部分貨物轉賣出去等等,這種情形,往往是從違約者的某些行為推測到的。因此,默示預期違約中違約者對違約行為的發生主觀上既可能是出于故意,也可能是出于過失。第三,救濟措施不同。明示預期違約發生后,受害者享有一種被稱之為非此即彼的救濟措施,即受害方要么不接受對方預期違約的表示,等對方履行期限到來之后,要求對方實際履行,如果屆時對方不實際履行,再按實際違約要求對方承擔責任;要么接受對方預期違約的表示,立即解除合同并可要求對方賠償損失;而默示預期違約發生后,受害方享有的第一個救濟措施是中止履行合同,并立即通知對方要求其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提供將來能夠履行合同的擔保,而不是立即解除合同。如果對方在收到通知后的一個合理期限內并未提供將來履行合同的充分擔保,則默示預期違約就轉化成明示預期違約了,受害人就可像明示預期違約發生時一樣采取非此即彼的救濟措施,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以上區別中,我們不難觀察到,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邏輯遞進關系,而該遞進關系正為筆者所推崇和用心表達。在筆者看來,兩者緊密的邏輯遞進聯系方為其復雜關系之主流,即對于違約方明確、肯定地不履行合同義務的表示而言,受害方徑可直接解除合同,其他救濟途徑已然失去意義;而在違約方非直接明確地向受害方為不履行義務之意思表達時,顯然出現由受害方根據違約方某些外在行為進行主觀推測,而致產生默示預期違約之適用情形,在默示預期違約達至相當效果層次,也即陷入解除合同之邊緣,該時段的默示預期違約在最終效力上與明示預期違約并無區別。在法解釋學允許的范圍內,我們完全可以把默示預期違約視為受害方從對違約方違約行經的主觀推測向確定實際違約結果發生的一個合理過渡、證明手段和緩沖區間。盡管事實在英美法系并非如此,但這不防礙我們在自身體系內對它進行合理的變通解釋。而對明示預期違約與默示預期違約此種關系的再度詮釋,便與本文對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規則間關系的構筑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