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與刑事責任能力的判定

一、精神鑒定的啟動。

大陸法系國家受職權主義訴訟理念的影響，主要采取司法官啟動制;英美法系國家受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影響，主要采取當事人啟動制。從鑒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來看，司法官啟動制要優于當事人啟動制。從訴訟的成本及效率來看，司法官啟動制相比于當事人啟動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卻高。從訴訟理念與訴訟功能來看，兩種啟動制分別反映了不同訴訟模式的訴訟功能。

我國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以及審判機關都擁有鑒定啟動程序的決定權，當事人既無精神鑒定的決定權，也無初次精神鑒定的申請權，只有申請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的權利。我國司法鑒定制度與西方各國相比較，最大特點在于公檢法三機關在各自的訴訟活動中可以獨立地決定司法鑒定的事項。對此學者們的看法不一，而分歧產生的原因可歸結為一點，即對精神鑒定在刑事訴訟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認識。贊成者實際上是將精神鑒定的主要目的歸為幫助司法人員查明案件事實;而那些反對者則將精神鑒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辯雙方獲取證據的一種方法。

擬提出以下完善措施：第一，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初次精神鑒定的申請權及救濟權，而不僅限于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的申請權。第二，在維持公安司法機關擁有精神鑒定啟動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強制啟動鑒定程序的情形，從而對公安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加以限制。同時，強制啟動精神鑒定程序的具體情形也可作為公安司法機關審查接受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精神鑒定申請的依據。

需強調的是，精神鑒定的合理啟動離不開相關配套制度與措施的完善。我們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的科學性與權威性、建立有效的強制醫療制度以及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等方面繼續努力，而其中至關重要的強制醫療制度，則有賴于國家的財政支出與資源投入來支持。

二、精神鑒定的評價范圍。

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不屬于精神鑒定的評價范圍。理由之一，從法學理論來看，刑事責任能力的判定應由司法人員來行使，這是司法獨立的應有之義。理由之二，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并不是行為人知識上“認識”的問題，而是行為人應該依照一定規范而行動，但卻未能這么做時應否給予非難的問題。因此，刑事責任能力應由司法人員來判斷，而非醫學這種經驗科學專家來鑒定。較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鑒定人對刑事責任能力的醫學要件進行評定，心理學要件的判斷則采用以司法人員為主、鑒定人為輔的合作方式。此種判斷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首先，從法律依據來看，這種判斷方式與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與第120條的規定相符合，即精神鑒定的評價范圍限于醫學問題，不包括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雖然此種判斷方式與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聯合公布的《關于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的內容不符合，但是不管從立法主體還是實施時間來說，《暫行規定》的效力等級都低于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對《暫行規定》的相關內容進行修改，取消精神鑒定中對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

其次，從法理依據來看，此種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方式是法治原則的具體體現，符合法律問題由司法機關認定、專門問題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認定的要求，還與刑事責任能力混合判斷標準的應有之意相符。

最后，從實踐效果來看，此種刑事責任能力的合作判斷方式在合理確定精神鑒定評價范圍的基礎上，既彌補了司法人員專門知識的不足，又有效地避免了其他觀點的缺陷。

三、精神鑒定意見的司法判定。

(一)精神鑒定意見的質證。

為了解決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鑒定意見質證形式化問題，有必要對精神鑒定的質證主體、質證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質證的實體內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質證主體是質證的關鍵，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會導致質證達不到預期目的，這就要求我們對質證主體要進行平等武裝。因此，從質證主體的角度來看，精神鑒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專家輔助人的設立，是保證鑒定意見得以有效質證的必要措施。應將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中關于鑒定人出庭質證的條款理順，明確規定鑒定人出庭作證的例外情況以及相應的補救調查措施。精神鑒定人的出庭以及專家輔助人的設立不僅有利于法庭詢問質量與效率的提高，還有利于鑒定質量的提升，尤其是在《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實施以后。

(二)精神鑒定意見的認證。

對于精神鑒定意見的證據能力，一般從以下方面進行考察：第一，精神鑒定人的資格審查。鑒于現行法規對此規定的非常籠統，我們應當制定司法精神醫學專業切實可行的鑒定人準入制度，對精神鑒定人的資質加以規范。第二，精神鑒定意見的鑒定程序審查，不符合鑒定程序的鑒定意見不應被采納。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如果懷疑他人患有精神障礙，我們需要進行鑒定，鑒定為患有精神病的，就可能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但是精神病患者的監護人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