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是一個很容易引起爭議的社會話題。從王-斌余案到許-霆案，這些典型案件都體現出媒體、法律界和普通民眾對司法量刑結果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之所以對具體量刑有這些不同的意見和評價，根本的原因是不同主體所持有的刑罰目的觀存在區別。

刑罰目的觀體現的是從根本上人們希望刑罰所能實現的目標，刑罰的具體規定、具體量刑和執行都是實現特定的刑罰目的觀的手段。人們對某種量刑結果是否正當的評價，就依據這種刑罰結果是否滿足了其心目中的刑罰目的。所以從不同的刑罰目的觀出發，自然會對作為刑罰目的實現手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罰執行原則產生不同的看法，最終導致對刑罰裁量和適用的不同評價。而現代社會的刑罰都是由國家作為主體通過刑事法律制度來規定、適用和執行的，因此國家正式的刑罰制度所反映出來的當然是體現國家意志、由國家所確定的刑罰目的。國家的刑罰目的貫穿在整個刑事法律制度的運行過程中，在法律運行層面上影響到刑事立法、司法和執行的各個領域，最終影響到量刑的過程和結果。刑罰目的對量刑有決定性意義。

刑罰目的是整個刑罰制度的正當化理由和存在依據;刑法學者基本都承認刑罰目的的重要地位，其決定了整個刑罰制度應該以何種方式存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李*特所言：“個人和全人類精神發展的所有進步在于，本能行為轉化為意志行為，也就是本能行為的目的性得到認識，目的的想法成為行為的動機……我們必須將這個關于刑罰的觀點予以適用，并觀察其發展是否也由普遍的發展規則來決定。”量刑作為刑罰制度的重要內容，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通過確定的刑罰實現刑罰之目的，量刑受刑罰目的觀之統帥。當刑罰目的模糊不清時，即便面對同樣的案件，量刑也會變得無所適從。法律規定的量刑區間給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時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重要依據就是原則性的刑罰目的，量刑要實現其目的性。不同法官從其自身對刑罰目的的理解出發在自由裁量權范圍之內量刑，量刑就變得無法穩定和統一，出現量刑差異和失衡。可以說刑罰目的有多復雜，量刑就會變得多復雜，量刑過程和結果受到刑罰目的之影響和決定。所以要使得量刑實現其公平合理性，我們就必須考察不同刑罰目的對量刑有什么樣的不同要求，這些不同要求是否在量刑時都已加以充分考慮和滿足。如果不能理清不同刑罰目的對量刑的影響，無論對量刑自由權施加多少權力限制和立法限制，無論對法官進行怎樣的素質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作為量刑基本決定因素的刑罰目的觀仍然會導致量刑的種種問題發生。例如在司法系統完備，具有完整刑事法律、標志性的量刑指南，并且法官素質較高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刑罰目的觀從矯正向混合理論的轉變就導致了監禁率的急劇上升，而同期的犯罪率并無急劇變化，這表明量刑隨刑罰目的之變化而直接趨嚴，導致了一系列爭議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