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新的抗辯領域，新的抗辯是隨票據本身而發生并存在的，無論票據轉讓到何人手中，這種抗辯卻要隨著票據存在，由新的票據債務人行使。所以對這種抗辯，不能限制出不應限制。于是《票據法》第13條未規定此種限制。而在人的抗辯中，對直接當事人間的抗辯也無法限制，因此第13條的限制，從抗辯性質況只有人的抗辯;從抗辯雙方當事人說，只是債務人與前債權人之間的抗辯。因此票據抗辯權限制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人的抗辯權的限制中，有的當者在此之外正提出了票據效力抗辯的限制的內容。

1.人的抗辯權限制

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1款規定了該限制，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如此規定是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相分離原則的具體體現。

第二，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此類票據抗辯限制性的規定同樣也是基于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相分離的理論。

我國《上海市票據暫行規定》第15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持票人取得票據有惡意或重大過失的，以及持票人無代價或以不相當的代價取得票據的除外。”日本《匯票本票法》第17條規定：“依匯票受到請求的人，不得以由其與發票人或持票人的其他前手的人的關系而產生的抗辯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對其債務人有損害而取得匯票時，不在此限。”日本《支票法》第22條有相同內容的規定。美國《統一商法典-票據編》第3-305條有規定：“持票人在正當持票人范圍內取得票據，不受下列情況影響：

一、任何人對該票據的所有權利主張;

二、持票人沒有與之發生關系的任何當事對該票據的所有抗辯;但下列情況除外：

(一)未成年人，在對簡單合同進行抗辯范圍內;

(二)其他無行為能力，或脅迫，或非法交易行為，導致當事人的義務無效的;

(三)以虛偽陳述誘使當事人在票據上簽名，該當事人對票據的性質或其實質條款既不知情也無合理機會了解的;

(四)在破產程序中解除責任的;

(五)持票人取得票據時屬于知情的任何其他解除責任的情況。”上述規定是對人的抗辯進行了限制，即擾票據債務人與其他任何票據當事人的抗辯權限制在他們相互之間，而不允許對持票人行使。這里的其他任何票據當事人可能是發票人、也可以是背書人，還可是保證人、擔當付款人或預備付款人。

2.票據主動抗辯權的限制

有的學者在人的抗辯權限制之外，認為正應包括一種限制的抗辯，即票據主動的抗辯。票據法除應對人的抗辯，即票據債務人與持票人前手之間的抗辯予以限制外，對票據效力的抗辯，即對票據無權代理的抗辯等也應進行限制。在票據法律關系中，持票人取得票據若有重大過失，即不能享有票據權利，票據債務人履行債務若有生大過失，即不可免責。那么，票據無權代理中的被代理人、偽造票據中的被偽造人等對造成無權代理或偽造票據的后果有可歸責之事由時，或者說有重大過失時，即應承擔票據責任。否則，即有失公平。故認為我國《票據法》對票據的效力抗辯也應予以限制性規定。但何謂重大過失，我國《票據法》沒有規定，且我國《民法通則》也沒有規定，依一般的民法理論，過失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結果，應當預見或者能夠預見而竟沒有預見;或雖然預見到了，地輕信此種結果可以避免。

《法國民法典》第1383條規定：“任何人不僅對因其行為所引起的損失而且對因其過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重大過失是票據法規定的票據當事人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這是由票據法的特點所決定的。如我國《票據法》第57條第2款規定：“付款人及春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重大過失付款的，應當自行承擔責任。”日本《匯票本票法》第40條第3款前一部分規定，付款人到期付款后，免除責任，但有欺詐行為或重大過失乾，不在此限。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0條第3款和德國《匯票本票法》第40條第3款有相同內容的規定。在票據活動的實踐中，如何確定票據當事人有重大過失而應承擔票據法規定的責任，主要看票據當事人是否按有半規章制度為票據行為或相關行為。對票據效力抗辯人的限制的內容的提出，是對我國票據法第13條之規定的理論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