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有什么特征

(一)主觀故意難以確定。

大多數涉眾犯罪，如集資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均為目的犯，即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觀故意的確定本身就是司法難題之一，特別是在程序正義日益受到重視的現代法治社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作用在弱化，如何用大量的客觀證據證實行為人的主觀故意成為司法實踐面臨的重大課題。這一難題在涉眾犯罪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絕大多數的涉眾犯罪分子在開始實施犯罪的時候，為了使受騙群眾相信其“高額回報”的謊言，都會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范圍內履行其承諾，以達到吸引更多資金的目的。當他們所吸收的資金達到一定規模后，他們無力支付或故意拒不支付當初承諾的“高額回報”，但并不停止繼續吸納新的資金。而所有的嫌疑人在被傳訊后，幾乎無一例外的辯稱：他們多經營的項目具有高額回報率，可以實現其承諾，后來只不過是由于經營不善或出現意外情況才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其主觀上有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往往成為罪與非罪的關鍵。

(二)犯罪數額難以確定。

在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犯罪數額在定罪、量刑方面都具有巨大意義，但是由于“涉眾”，無論是涉案數額、實際損失還是犯罪嫌疑人非法所得，均難以做到十分精確。造成這種形式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被害人不能盡數參與到刑事訴訟中來。涉眾案件的被害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地域分布也較廣，因此有些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的偵辦情況，其本人也沒有發現被騙，沒有報案，因此沒有及時參加到刑事訴訟中來，他們投入的資金也就沒有納入涉案數額。另一方面，有些被害人在案發后仍存在僥幸心理，希望能讓嫌疑人繼續經營，以拿到其預期的收益，因此不參加到已經開的刑事訴訟中來，給案件的數額認定帶來困難。

二是被害人實際受投資數額難以確定。許多涉眾案件的被害人在剛開始投入資金時如期拿到了高額回報，于是相信自己找到的“發財渠道”，想投入更多資金。此時犯罪嫌疑人往往勸說被害人將“紅利”作為新的“資本”重新投資，而他們給被害人開具的收款證明卻不能反映出這一過程，即收款證明作書證確定的犯罪數額有可能高于被害人實際投入的數額。在案發后被害人出于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大多都對此種情形予以否認，取證存在困難。

三是有些涉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相對固定的組織機構和雖不十分規范卻明晰清楚的“帳目”，案發后，主要責任人對涉案數額的總數供述大體一致，并有相關的“帳目”作書證予以作證。但由于前述兩個原因，被害人證言所能證實的涉案數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定甚至是較大的差距。此時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被害人證言之間的矛盾能否看成是“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無法排除”，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一定書證相結合能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都成為確定犯罪數額的關鍵。

(三)案件協調難度較大。一是管轄爭議的協調難度大。有些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地域較廣，各省市偵查機關各自為戰，時常發生多頭立案、爭搶追贓的現象。因此，如果沒有區域性或者全國性的協調指揮，辦案就會發生扯皮從而導致效率不高的現象。管轄上的爭議在公安機關立案，到檢察機關審查逮捕、審查起訴乃至法院審判環節都有可能出現，所以從一開始就加強協調和溝通便顯得尤為重要。二是定性協調難度大。根據有關文件規定，對于一些案件的認定，需要省級主管部門或者省級聯席會議予以明確定性，因此，基層發現此類犯罪的跡象時，還需要請示和報告上級主管部門，需要上下級之間的協調，另外，聯席會議成員單位之間也可能意見不一致，也需要協調統一意見，如果思想不統一，認定周期長，就會導致案件處理不及時、不到位。

(四)辦案壓力較大。首先，對于此類案件，各級領導、社會輿論密切關注，給辦案帶來很大壓力；其次，由于這類經濟犯罪案件大多數贓款被揮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場中縮水，案發時群情激憤，群體上訪、越級上訪，甚至引發靜坐、游行、示威，攔車、阻斷交通、圍堵政府機關等具有對抗性的群體性事件，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威脅，這種社會影響面很難控制，也嚴重影響了偵查人員辦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終處理。最后，即便結案后對被害人的補償也往往難以到位，部分人甚至會認為刑事立案影響了其兌付、獲利，法院判決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諾，于是對司法機關的介入心存抵觸，以致案件雖已判決但是事情遠沒有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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