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情況案由

騙取出口退稅被告單位：中國包裝進出口XX公司，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定代表人侯某某。

被告人：侯某某，男，1953年3月29日出生，漢族，大學文化，原系中國包裝進出口公司XX公司總經理。

因本案于2001年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5日變更為監視居住，同年4月24日被逮捕。

二、訴辯主張

(一)人民檢察院指控事實1998年2月，中國包裝進出口XX公司(以下簡稱包裝公司)總經理侯某某經本公司總經理助理劉某某介紹，認識了廣東XX集團有限公司副經理林某(在逃)，雙方商定開展合作出口業務：由林某以包裝公司名義實施出口貿易，支付購貨款;由包裝公司提供貨物出口所需手續和全套空白單證，支付出口貨物所納稅款，并按每收匯1美元不低于0.03元人民幣的利潤提成，其余款項由林某自行支配。

侯某某召集公司領導班子會議，一致同意上述協議，并決定由劉某某具體負責該項業務。當月，侯某某應林某要求，指派劉某某以包裝公司的名義在中國銀行XX分行開設結匯賬戶。同年4月，將公司財務章、法人印章交給林某。同時，安排劉某某、劉某等人將公司印鑒齊全的內外銷合同、報關委托書、報關單、外匯核銷單、商業發票、商檢委托書、裝箱單等空白單證交給林某。

此后，林某即以包裝公司的名義單獨進行"出口貿易"。公司財務將林某返回的單證作為自營出口業務。包裝公司通過虛構與廣東省XX實興通針織有限公司、潮陽市XX制衣有限公司等企業出口購貨金額7071萬元的事實，從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底，以林某返回的虛構的報關單、外銷發票、外銷核銷單、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單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8537068.35元。為掩蓋上述事實，侯某某指使本公司員工劉某、鐘某偽造了與林某所做業務的外銷、內購合同。為了核對與對方的買單業務，侯又以對賬為名，讓劉某從西安外匯管理局借出包裝公司整套外匯核銷憑證，交給林某。西安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包裝公司及侯某某均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二)被告人辯解及辯護人辯護意見被告單位中國包裝進出口公司XX公司對指控事實沒有異議，但辯稱：供貨方給其出具的所有單證均經外匯管理局核銷、退稅分局審核后退稅的，公司沒有能力去核實供貨方是否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退稅款已被林某全部拿走，故其公司不負刑事責任。被告人侯某某及其辯護人的辯解、辯護意見對指控事實無異議，但辯稱：主觀上不具有騙稅的故意，是為了完成省政府下達的出口創匯任務，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

三、人民法院認定事實和證據

(一)認定犯罪事實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從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底，以林某返回的虛構的報關單、外銷發票、外銷核銷單、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單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8537068.35元。1998年9月以后，當國家出口退稅據西安分局要對包裝公司申請退稅的相關資料(包括內購外銷合同)進行檢查核實時，包裝公司多次向林某催要內購合同，林某都沒有提供。在林某沒有提供內購外銷合同的情況下，侯某某指使公司員工劉某、鐘某偽造了與林某所做業務的外銷、內購合同。為了核對與對方的買單業務，侯又以對賬為名，讓劉某從西安外匯管理局借出包裝公司整套外匯核銷憑證，交給林某。

(二)認定犯罪證據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證明：證人證言劉某的證言證明，侯某某曾安排他給林某提供過空白單證，后補了外銷合同;鐘某的證言證明，是侯某某指使他將買單業務按自營業務做賬的，內銷合同是后來補的。書證文XX海關的報關查詢材料，證明申報退稅的報關業務沒有在該關發生;中國銀行XX支行出具的證明材料，證明出口結匯收賬通知單、外匯核銷單中的內容都是虛構的，包裝公司付給XX企業的匯票委托書也沒在該行發生;XX當地工商稅務部門出具的證明材料，證明報稅所用的出口貨物增值稅發票是虛假的;出口結匯收賬通知單上的虛假印章證明該單證是偽造的;為應付稅務檢查而后補的內購外銷合同證明出口業務不真實。

四、判案理由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單位包裝公司與不法分子相勾結，偽造虛假的內外銷合同，以假報出口的方式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侯某某作為該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均已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與事實、法律不符，不予采納。

五、定案結論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04條第1款、第21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3條、第5條、第6條之規定，判決如下：被告單位中國包裝進出口XX公司犯騙取出口退稅罪，判處罰金851.706842萬元;被告人侯某某犯騙取出口退稅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

六、法理解說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本案涉及關于司法解釋“四自三不見〃代理出口中"明知他人意欲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具體認定問題。在實踐中，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在“四自三不見〃的情況下，將代理出口業務偽造為自營業務，致使國家稅款被騙的，能否認定具有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主觀故意，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分歧比較大。

因此，有必要對"明知他人意欲騙取出口退稅款〃在刑法理論上加以分析，達到統—認識，公正判案。"四自三不見〃是代理出口業務中的一種違規操作。根據外貿法的規定，國家實行統一的貨物出口制度。只有取得出口許可證的公司、企業才能經營貨物出口業務，沒有取得出口許可證的公司、企業或個人需要出口貨物的，可以委托有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代理出口。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關于規范進口代理業務的若干規定》對具體代理出口業務有具體的操作規則，明確規定了代理人對所辦單證的真實性負責、加強對外商資信調查、代理人全過程參與和跟蹤進出口代理業務和合同執行等。

但一些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為了獲取出口代理費，在“四自三不見〃(自帶客戶、自帶貨源、自帶匯票、自行報關和不見供貨貨主、不見外商)的情況下，不管他人提供的出口退稅憑證的真偽，與無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或個人簽訂代理出口合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還專門為此發布過兩個通知，明確禁止有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以"四自三不見〃的方式進行代理出口業務。雖然有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以“四自三不見〃的方式代理出口，易于導致國家稅款被騙，但只要在辦理出口退稅時提供的憑證是真實的，就不會發生國家稅款被騙的問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明確規定，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明知他人意欲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仍允許他人自帶客戶、自帶貨源、自帶匯票并自行報關，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才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對于不能證實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明知他人意欲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即使造成了國家稅款被騙的結果，也不能以騙取出口退稅罪定罪處罰。

因此，認定是否"明知他人意欲騙取出口退稅款〃就成為認定具有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與否的關鍵。這里的“明知"，包括知道和應當知道。知道的情況比較好掌握，即根據案件事實、證據材料直接證實被告單位或被告人知道他人意欲騙稅的目的。應當知道，則須根據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客觀條件來綜合分析判斷被告單位或被告人當時是否知道、能否知道，當時的心理狀態究竟怎樣。這是法律上的一種推定，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明知，是對客觀行為的一種法律評價。

“四自三不見〃業務本是國家明令禁止的業務，如果在從事這一違規業務中，又出現了其他的一些不合常理的情況，有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仍繼續堅持業務合作，造成國家稅款流失的，則可推定這些公司、企業主觀上明知他人意欲騙稅的故意，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那么，對明知的程度又是如何要求的呢?是明知他人騙取出口退稅的必然性才構成此罪，還是明知他人有騙取出口退稅的可能性即成立此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6條的規定，只要有事實和證據證明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公司、企業明知他人可能要騙取出口退稅，仍違反規定從事“四自三不見〃業務，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即可推定其主觀上明知，而不要求有證據證明這些公司、企業明知他人必然要騙取出口退稅。

本案中，包裝公司與林某的合作出口業務并沒有真實的貨物出口，包裝公司據以申報的出口退稅系虛假出口業務，林某通過"四自三不見〃業務這種手段，偽造了虛假的報關單、外銷發票、外匯核銷單、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單證，交給包裝公司，由包裝公司用林某返回的單證申報出口退稅，實際騙取國家稅款800多萬元。林某的行為是騙取出口退稅犯罪行為沒有異議，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包裝公司對林某騙取出口退稅主觀上是否明知。對于包裝公司來說，“四自三不見〃業務的違法性以及極易被他人用來實施騙取出口退稅犯罪的風險性應當是十分清楚的。被告人侯某某辯稱其主觀上不具有騙稅的故意，不明知林某騙取出口退稅的目的。

事實上，包裝公司負責人侯某某在代理出口過程中發現了許多異常情況，如1998年9月以后，當國家出口退稅據西安分局要對告狀公司申報出口退稅的相關資料，包括內購外銷合同，進行檢查核實時，包裝公司多次向林某催要合同，林某都沒有提供;在林某沒有提供內購外銷合同的情況下，侯某某卻指使公司業務人員偽造彌補虛假的內購外銷合同;等等。

侯某某作為外貿公司的負責人，熟悉外貿業務及有關法律規定，在業務中出現諸多反常情況下，對林某意欲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目的應當知曉，推定其對林某假報出口騙取出口退稅是明知的。在此情況下，仍堅持與林某從事“四自三不見〃買單業務，并持虛假的業務單證向國稅部門申請退稅，造成國家800多萬元稅款的重大損失，其主觀上的故意成立。被告單位包裝公司及被告人侯某某的行為符合《解釋》第6條的規定，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