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法制辦詳解“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起草內情
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遭遇不但影響到見義勇為者個人利益,而且還造成許多人社會安全感的缺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秩序。唯有施以法律手段,方能改變這一社會現象。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政府法制部門要起到引導作用,即實現道德法律化。 救助者面臨的法律困境是全國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獨有,因此最好能夠全國統一立法。對于救助行為的獎勵和救助人員的權益保障,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公民救助行為獎勵和權益保障法,或由國務院制定公民救助行為獎勵和權益保障條例。在此基礎上,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但其獎勵、救助標準應不低于全國性立法。
●公民的救助行為既是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公民所作的道德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體現。為了保證救助者的合法權益,應該建立必要的、對在救助行為中受到損失的公民予以補償的制度,并制 定相應的法律和法規予以規范化和具體化
“路上見到有老人跌倒,你是扶還是不扶?”
“助人行為是否應該享受免責保護?”
近日,為弘揚助人為樂美德,保護救助人的合法權益,廣東省深圳市法制辦和市綜治辦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聯合起草了《深圳經濟特區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正在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深圳為何要出臺這一條例?其出臺對弘揚正氣將產生哪些影響?《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見死不救倒逼救助條例出臺
一段時間以來,“助人反被污肇事”類事件時有發生,引發公眾對道德與誠信的思考。而女孩小悅悅被撞后無人敢救一事,更讓不少公眾感嘆社會道德日漸滑坡。
據了解,去年以來,深圳也發生了老人摔倒后,因無人伸手救助而死的悲劇。
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認為,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現有的法律缺乏對救助過程中一些行為進行民事豁免的條款。
正因為如此,立法保護救助者和救助行為的呼聲在深圳市逐漸廣為人們所接受。
據了解,關于立法保護救助者和救助行為的提議,在深圳市早就已經有了。在今年年初舉行的深圳市人代會上,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曾提出《關于制定“深圳市好心人免責條例”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建議》,記者從這件議案中看到這樣的觀點:“見義勇為是一種風險極大的道義行為,完善立法不但能夠終止社會上‘好人難做’的道德困境,也能對民眾的善良與正義加以呵護。如果進行立法,應該體現見義勇為者非故意傷人、致人傷殘,不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立法精神。”
“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遭遇不但影響到見義勇為者個人利益,而且還造成許多人社會安全感的缺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秩序。唯有施以法律手段,方能改變這一社會現象。”肖幼美認為,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政府法制部門要起到引導作用,即實現道德法律化。
隨后,深圳市政府法制辦在給上述建議的回復中表示:“《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的通知》已將助人行為保護條例列入深圳市政府201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目前,法制辦正在調研起草該條例,屆時將把草案提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
事實上,深圳市早在1992年就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長周成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深圳經濟特區獎勵和保護見見義勇為條例》所獎勵和保護的行為,主要是同違法犯罪分子作斗爭的行為。但該條例沒有涉及在他人遇到事故危險時,好心幫助行為的保護免責問題,而制定“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可以彌補這方面的制度缺失,鼓勵人們互助互愛。#p#分頁標題#e#
救助人過失由被救助人舉證
《法制日報》記者從深圳市法制辦了解到,專門制定救助行為保護法規,這在全國還是首例。此次深圳市出臺的征求意見稿共有13條,主要內容包括助人行為社會鼓勵制度、助人行為免責制度、助人者受幫助制度等。其最大亮點是規定助人行為原則上將被免責,并由被救助人承擔舉證責任,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熱心人做好人好事的“后顧之憂”。
綜觀各國普遍經驗,在救助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救助行為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甚至可能加重被救助人的損害,救助人存在較大的法律風險。要提倡樂善好施的社會風尚,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這種法律風險。
對此,周成新說:“深圳市制定救助行為保護條例,應當將救助行為免責作為條例的核心內容,否則,保護規定也就失去了靈魂。”
征求意見稿中也對歪曲事實真相的被救助人規定了相應的懲戒措施。根據征求意見稿的規定,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張沒有事實依據或者隱瞞歪曲事實真相,還要求救助人承擔責任,向有關機關投訴的,有關機關可以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其悔過、公開賠禮道歉;涉嫌詐騙的,由公安機關予以罰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還將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另一方面,對“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是否存在重大過失或者故意,誰負有舉證責任”這一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征求意見稿也作了明確規定:“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在實施救助過程中存在重大過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后果,或者認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傷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擔賠償責任的,被救助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被救助人主張的事實,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后果。”
對此,周成新認為,只要被救助人或者司法機關不能證明救助人存在重大過失或故意,就應認定救助人對救助后果不承擔法律責任。如果救助人負有證明不存在重大過失或者故意的舉證責任,在實施救助時必然會增添顧慮。
“好人”應受保護也需盡義務
在征求意見稿出臺后,不少深圳市民表示,“舉雙手贊成”。
“我媽媽曾經提醒我,路上要是看見老人了,不要去扶。我覺得很不解,社會為什么會這樣?現在有了這樣的條例就太好了,讓做好事的人沒有了后顧之憂,我相信見義勇為的人會越來越多。”深圳市一名大學生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對立法保護公民救助行為這一舉措表示贊同。他認為,將精神文明法制化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要求之一。“公民的救助行為既是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公民所作的道德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體現。救助行為有利于樹立社會正氣,打擊各種歪風邪氣,凈化社會風氣。為了保證救助者的合法權益,政府部門應該建立必要的、對在救助行為中受到損失的公民予以補償的制度,并制定相應的法律和法規予以規范化和具體化。一方面應該對救助者予以物質和精神上的獎勵,另一方面也要對救助者因實施見義勇為行為而產生的經濟困難給予必要的扶助,以激勵公民更好地與社會不良行為作斗爭,提高社會公眾維護社會公德、捍衛法律尊嚴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據莫紀宏介紹,在美國,有一種《好撒瑪利亞人法》,這部法律是關于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免除責任的法律條文。美國聯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關的法律條款,有的叫《好撒瑪利亞人法》,有的稱《無償施救者保護法》。《好撒瑪利亞人法》對于陌生人對受傷者進行緊急醫療搶救中出現的失誤,給予法律責任上的赦免。但是,這種情形必須是在緊急事件發生的現場,而且這種救助是無償的。該法原則上是重點保護醫療人員、警務人員、消防人員在緊急事件中,救助受傷人員時不必因搶救中出現的問題而承擔民事責任,除非上述人員疏忽救助或是救助方式錯誤或是有意延誤。#p#分頁標題#e#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立法保護救助者和救助行為可謂一舉四得:一是有利于鼓勵廣大公民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遏制目前部分公民見死不救、見難不幫的道德滑坡傾向;二是有利于統一解決公民因見義勇為行為致傷、致殘、死亡給其本人和家屬生活帶來的困難,彰顯社會公平正義;三是有利于打擊對見義勇為公民實施報復的不法分子,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四是有利于消除部分救助他人的公民因困難長期得不到救助,生活陷入困境而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不過,姜明安也認為,救助者面臨的法律困境是全國性的,并非一省一市獨有,因此最好能夠全國統一立法。“對于救助行為的獎勵和救助人員的權益保障,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公民救助行為獎勵和權益保障法,或由國務院制定公民救助行為獎勵和權益保障條例。在此基礎上,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但其獎勵、救助標準應不低于全國性立法”。
姜明安還表示,對救助者進行立法保護后,其主要執法部門應是民政部門。除此以外,公安、勞動和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財政等部門對見義勇為者的權益保障也都有一定的職責。“應明確規定各有關部門的具體職責,保證其各司其職。同時,統一立法應明確規定見義勇為權益保障的對象、標準、方式、資金來源等內容”。
對于此次深圳立法保護救助者權益,也有專家提醒應該注重被救助者的權益保護。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邱鷺風對此表示,在我國法律上,原告和被告都有基本的權利。單純地立“好人法”可能造成被救助人的權利被剝奪。“我們鼓勵互助,鼓勵見義勇為,但是也常說好心要做好事,好心不能做壞事。譬如一個人好心讓另一個人一同乘車,不能說因為我是做好事,就可以不顧交通規則亂開車。如果不顧交通規則亂開車造成交通事故,仍然要負賠償責任。法律鼓勵大家做好事,但同時也要求公民盡到必要的謹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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