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關涉勞動者權益的法律相繼誕生,而社會保險法草案,則既是有“勞動和社會保障立法年”之稱的2007年的收官之作,又是社會保障法制的開山之作。
追溯起來,多年以前,有關部門已啟動社會保險法的制訂,之所以遲遲不能出臺,一個重要原因是隱形債務巨大,社保資金捉襟見肘,如一些專家所言:“財力限制了我們的制度建設。”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國家財力薄弱的局面已徹底改觀。有統計表明,我國經濟在連續四年保持超過10%高速增長的基礎上,今年財政收入已經接近5萬億元。
但問題的關鍵是,在不斷增長的國家和地方財力的“大蛋糕”中,最終能切出多少用于公眾社會保障?長期以來,在GDP的指揮棒的牽制下,在“政績至上”的考核體系下,一些地方政府就像一個頗具雄心的“投資商”,投入大量財力辦企業、上項目,有的甚至不惜血本營造種種“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而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重視不夠。近年來各種民生問題為社會關注,一大根源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偏離了公共財政的“管家”角色,導致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嚴重匱乏。
有統計表明,2006年,我國財政投入社會保障的比重不足13%。而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財政用于社會保障;西歐、北歐的福利國家,財政至少有50%用于社會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在我國香港地區,財政也有50%由衛生福利局與教育統籌局使用。
諸如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這一類的公民權利,被一些專家稱為“積極人權”,這類人權的特點是必須由政府提供條件、資源和幫助方能實現。倘若不能從這一層面厘清這些公民權利的實質,那么即使有了社會保障法之類的制度設計,民眾恐怕也不能從財力“大蛋糕”中獲得足以體現社會公正的應有份額。
社會保險法的意義,不止于一部新法律的誕生,更意味著改革出現新的關鍵點。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借由立法手段確認各種民生指標,構建惠及全體國民的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公共服務和產品的問責制,改善人大的預算監督機制,激活民間社會對公共財政的話語權,進而推動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督促國家肩負起對公民的義務和責任等等,都是社會保險法等相關立法應當完成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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