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討回兩元錢，曾思忠律師打起了維權官司，狀告廈門特運集團公司不當得利。近日，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對這起“兩元錢”官司作出一審判決，要求特運集團公司于10日內將所收取的兩元不當得利歸還給原告。

　　這一場“兩元錢”官司在法律界引起廣泛爭議，為了這兩元錢，律師、法官和許多相關人員都要忙于官司。這是對審判資源的浪費，還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公民的權利覺醒，還是在濫用訴權？

事件：兩元收費引發一場訴訟

　　原告是福建省建明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曾思忠，他起訴說，今年3月10日，他的一名福州客戶委托特運集團公司隨車寄送一份快件至廈門，當天早晨，他前往車站領取，特運公司的工作人員要求他付費兩元。曾思忠對此感到不理解，他說，我的客戶在福州寄快件時不是已經支付20元的托運費了嗎？工作人員答復說，20元是托運費，現在收的是“電話通知費”。曾思忠說，就算是電話通知，一個電話也用不著兩元錢，而且，20元的托運費難道不包括“電話通知服務”嗎？但工作人員稱，如果不交，就把郵件退回福州去。為了盡快取回這份重要快件，曾思忠不得不繳納了兩元錢。交錢后，他特地索要了這兩元錢的發票。

　　當日下午，曾思忠就向法院遞交了訴狀。他說，郵政局EMS服務對于500克以下的郵件，在收取郵費之后，就實行“門到門服務”。而就特運公司的快遞服務來說，收取20元托運費理應包括電話通知服務，至于受托方對托運費、電話通知服務費怎么分成，屬于受托方內部的事，與消費者無關，強行加收兩元“電話通知費”沒有依據。即使特運公司能夠拿出收費依據，也應當在收下托運人的郵件時，盡到事先告知的義務，否則，就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不交費就不給郵件，屬于“強迫交易”行為。3月14日，他向法院交納了100元的案件受理費，領取了《案件受理通知書》。但在庭審過程中，曾思忠變更了訴訟請求，以“不當得利”為由起訴特運公司，要求該公司返還兩元錢的不當得利。

　　在庭審中，爭議焦點集中在特運公司收取這兩元“電話服務費”究竟有沒有依據？對此，特運公司說，收取兩元的“領件服務費用”符合客運的“行業慣例”，收費標準也符合物價部門的要求。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特運公司還提交了一系列的行業管理文件。

　　曾思忠則認為，特運公司所提供的行業管理文件，不能證明其多收費的行為合理。該公司實際上是將物價部門的規定張冠李戴，巧立名目多收費。曾思忠說，退一步講，即使有合理的依據，收費之前也應盡告知義務。特運公司辯稱，其已告知了。即：特運公司在福州站托運處和廈門站提領處墻上貼了“公示托運、提領須知”。該公司用這種形式將快件托運、提領的收費方式及其標準作了通告。

　　另外，特運公司還說，曾思忠已經接受了特運的服務，并支付了兩元的服務費用，雙方之間的合同關系已經履行完畢。因此，特運公司向曾收取這兩元費用不僅有法律依據，還有合同依據。

　　“我跟特運公司之間不存在合同關系。”曾思忠說，他在福州的客戶（寄件人）與第二被告省運輸公司存在著郵件服務的合同關系。而廈門特運集團公司系受省汽車運輸總公司的委托，將郵件交給曾思忠。二被告之間存在的法律關系，是他們內部的事情，與寄件人及收件人無關。至于該公司所發生的費用，應自行向省運輸公司索取。特運公司通知曾思忠領快件的行為，是受省運輸公司的委托，曾思忠強調，他并沒有與特運公司締結過任何服務合同。

　　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在寄件人已經交了20元后，特運公司再向收件人收取兩元錢，顯然沒有法律及合同依據。因此，今年9月14日，該院作出一審判決，要求特運公司于10日內將所收取的兩元歸還給曾思忠。

爭議：權利覺醒還是濫用訴權？

　　打這一官司的訴訟標的額只有兩元，而起訴時交的法院受理費就要100元。有人問，打這兩元錢的官司，值得嗎？曾思忠認為，雖然這起訴訟讓他花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值得！他說，消費者遭遇小額侵權，一般不會花力氣、花代價去維權，事情往往不了了之，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商家對消費者權益的漠視。這次打官司，曾思忠覺得特別有意義：“作為執業律師，整天忙著為別人維權，這一次，我站出來替自己維權，兩元錢雖少，但實際上代表了公眾的利益，我的行為也是為廣大的消費者爭取‘公平交易權’，屬于一種公益訴訟。”

　　一直以來，當公民遭遇侵權時，如果損失不大，通常抱著“吃點虧算了”的心態，隱忍下來。但近年來這一大眾心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打起了“小額訴訟”，即訴訟標的很小的官司。據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洪志堅介紹，近年來，小標的額的民事案件不斷出現：福建的邱建東因被多收兩角錢的公共電話費而向電信局叫板；劉先生因連續4個月每月被多收6元話費，狀告通信公司；被強行搜身的女工狀告工廠，要求賠償1元錢精神撫慰金……越來越多這樣的“較真”人物和“較真”案件出現了。洪志堅認為，這是公民法制意識增強的體現。

　　2004年1至4月份，廈門市同安區人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526件，其中標的額在5000元以下的小額訴訟案件有63件，占收案總數的11.98%。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受理小額案件80余件；廈門市湖里區人民法院受理小額案件306件；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法院灌口法庭受理100元以下的糾紛案件有6件。

耐人尋味的是，廈門市的小額訴訟案件大多以“和為貴”的方式解決：要么通過法院調解結案，要么是當事人主動撤訴，要么是庭外和解，幾乎沒有當事人為“賭氣爭勝”而沒完沒了地纏訴。有人評價說，這一現實體現了當事人對訴訟的明智態度，是當事人達觀、務實的一種表現。

　　當事人在權益受到侵犯時，選擇訴訟的方式抗爭，即使是小額糾紛，也不含糊，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隨意侵犯他人財產權的現象發生，它的積極作用顯而易見。

　　但是，對于小額訴訟，法律界有許多不同意見。有的法官認為，在法院案卷如山、排隊待審的現狀下，幾元、幾十元的官司是否是對審判資源的浪費？還有許多律師認為，“打小額官司相對成本太高，不劃算”，讓那么多的法官、律師和當事人在小額官司中糾纏，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另外，雖然有人打小額官司是為了公益，但也不能排除有個別人為了出名或其他利益打小額官司，這樣就會引起纏訟，而纏訟的人多了，就會使法院陷入到案件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一件小事上耗費巨大的司法成本和社會成本。

法官如是說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曹發貴認為：首先必須明確，公民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護，公民有權選擇通過司法訴訟的方式來解決糾紛。法院不會以訴訟額度小或者怕麻煩，對案件有選擇地立案。

　　當公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享有提起訴訟、要求國家司法機關依法予以保護和救濟的權利。這種權利的體現就是民眾能感受到法律與解決訴訟的法院的存在，并且能夠利用它。尤其在倡導法治的時代，起訴權是任何個人、組織享有的一種權利，不能隨意遭受剝奪或者限制。什么樣的案子該受理，民事訴訟法有明確的規定。只要滿足受理條件，法院就應該受理，否則就是侵犯了公民的訴訟權利。從另一層面看，如果小案子不受理，意味著困難群眾被置于法律的保護之外，這無疑與法治精神相悖。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意識到，法院面對大量的民事訴訟案件，確實有不堪重負的苦惱，寶貴的司法資源應盡可能得到充分利用。司法畢竟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公民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爭端前，應盡量窮盡其他解決方式。如果什么糾紛都啟動司法程序，必將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司法的正常運轉。

　　現實生活中，有些人是為了一丁點兒小事，或者是為了“賭氣爭勝”而進入訴訟程序，打小額官司。個別當事人還濫用訴權，通過新聞媒體大加“炒作”，意在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達到其預期的目的，其結果是法院面對大量的民事訴訟案件不堪重負。如社區內的小糾紛，是否能先別急著訴訟，先到人民調解組織進行民間調解？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沖突是否能先由教育部門解決？解決不了再訴諸法律。如果沒有其他爭端解決渠道進行分流，法院自然就成了各種社會矛盾的焦點和核心，法官的工作量也會很大，國家與當事人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會很高。

專家如是說

　　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健雄：有人擔心小額侵權訴訟的提起者會濫用訴訟權利、致使司法資源浪費，不是一點事實依據和道理都沒有。但同時應當注意到，小額訴訟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維護了司法正義，使不法侵權行為有所收斂。維護社會正義、節約司法資源尺度如何把握？這沒有明確的標準，難以衡量。進一步說，我們并不能為了避免司法資源浪費就限制民眾的訴訟權利，因為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只要起訴滿足受理條件，法院就應該受理，否則就是侵犯了公民的訴訟權利。防止“訴訟爆炸”、避免司法資源浪費，不能通過限制民眾的訴權實現。

　　是否就該類小額訴訟設置受理標準？我認為，設置受理標準，首先需要確定：小額侵權訴訟，是應當以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為劃定標準，還是以當事人最后勝訴可以獲得的金額為標準？如果以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為劃定標準，則糾紛當事人易在本來應當屬于小額請求的基礎上任意索要高額賠償費用，從而出現許多表面上的“高額侵權訴訟”；如以當事人最后勝訴可以獲得的金額為標準，對于立案庭來說就是尚未立案就審理案件，顯然并不可行。因此，提議針對小額訴訟設置受理標準在操作上并不具有可行性。

　　當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和途徑多種多樣，通過訴訟程序解決沖突是所有解決社會矛盾投入成本最多的一種方法，只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終救濟措施。受理小額訴訟糾紛，并不等于鼓勵小額訴訟行為。對于小額訴訟糾紛來說，我們贊同和解、調解先置的原則及用盡其他救濟方法后再進行訴訟的原則。而對于法院系統來說，可以考慮建立小額訴訟法庭，用簡易的程序處理此類案件，畢竟司法資源是有限的。

作者：人民法院報記者 鄭金雄 本報通訊員 戴建平 魏 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