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律師在訴訟活動中的地位、性質、作用等所決定，從根本的意義上講，律師在訴訟活動中是以“當事人”的身份進行的，律師的所有訴訟行為，都是代表和體現著當事人的意志和利益，是當事人的代理人。
顯然，這與訴訟活動中代表國家審判權的法官，代表國家檢察權的檢察官以及代表國家行使偵查權（行政權）的警察是大不相同的。在國家的整個司法體制中，律師的當事人性，從根本上決定了她相對于掌握國家司法權的法官、檢察官以及警察而言，永遠是“弱者”。因此，律師在執業活動中尤其是參加刑事訴訟活動時，其合法權益應如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對于實現法律正義、司法公正與社會公平是至關重要的。

一、 律師的執業豁免權
我國現行的《律師法》中沒有關于律師執業豁免的規定。然而，由律師執業的性質所決定，律師執業即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僅有經濟上的風險，而且更重要的，還有人身上的風險。
顯然，律師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訴訟地位，在一個國家的司法體制中始終是處于相對弱者的地位，因為律師較之法官、檢察官乃至警察而言，永遠地是“相對弱者”，律師不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或執行者，不擁有點滴的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律師的權利，從她產生的那一天起，始終是也僅僅是在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客戶提供有償法律服務的同時，維護國家的法律。因此，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參加訴訟活動，說到底是一個國家法律維護者的角色。所以，其在執業過程中遭遇這樣或那樣的風險，也就是必然或正常的了。這一點，不僅是在我國，凡是實行律師制度的國家都是如此。
為此，許多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制度中就確立了諸如律師職務行為豁免、律師刑事辯護豁免之類的觀念和制度。我國現行的《律師法》是在我國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制定和頒布的，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也再所難免。其中，律師的執業豁免權，就是重要的一點。
律師的執業豁免權，即律師的執業行為或職務行為本身尤其是律師參加訴訟活動的職務行為本身不受國家法律的制裁，不論此種行為是否背離或超越了案件的真實情況，只要是遵守了國家的法律即可。也就是說，律師的職務行為本身不受法律的追究。在法律的規定之下，律師只要是依照法律辦案，即使其行為超越了事實，這種執業行為或職務行為本身也不受法律制裁，這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尤為重要。這種豁免，主要和根本的是在律師的人身權利方面，即律師的人身權利在任何條件下不因律師執業或執行職務本身的行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與制裁。而且，這種豁免是也僅僅是針對律師執業行為或職務行為本身而言，如在此之外，便不享有任何豁免。
律師的職業特征最主要、最普遍和傳統的，就是參加刑事的、民事的或行政的等訴訟活動。整日所面對的是冷冷的法律條文、靜靜的司法文書，長期穿行于有求于他的當事人與象征國家權力的法官、檢察官以及警察之間，如此的職業特征，使律師終日處于“危險的境地”與安全的地帶之邊緣。很明顯，如果不從立法和制度上保障律師執業行為或職務行為本身絕對安全的話，那么，律師這種職業就始終是危險的。
所以，在我國《律師法》的修改中，增加有關律師執業豁免權的規定，不僅僅對于完善我國律師制度本身，而且對我國法治國家的建設，都是十分必要、迫切和意義重大的。

二、 律師的刑事辯護豁免權
刑事訴訟活動導致的一個合理的結果，就是被追訴的人被法官判定為有罪或無罪。刑事處罰的嚴厲性和極端嚴肅性，決定了刑事訴訟活動的所有參加者必須嚴格依據法律行事，不得有任何逾越法律的行為，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律師作為辯護人參加刑事訴訟活動，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法治健全與司法民主的最重要表現。從根本的意義上講，律師的刑事辯護活動是表現為律師所代表和維護的“私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與“公權”（國家的刑事追訴權）在法律范圍內的對抗。律師的刑事辯護權，建立在國家的司法制度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并可委托律師為其辯護這一基礎之上。其合理性，是根置于任何一個人的行為在國家司法權判定其是否有罪并應受如何的懲罰之前，這個人有權利對這一否定性的評價說“不”或為自己進行辯護。
在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誠實與狡詐，善良與惡毒，柔弱與兇殘之間，刑事辯護律師總是得依法選擇并代表那很可能是陰暗的一面。或許，正是這種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在人類司法制度的大廈上建立了科學、民主與文明的體系，最有效地避免和杜絕了由刑事擅斷所產生的冤、假、錯案。
可以想見，在正義與邪惡之間游走的刑事辯護律師，有無數個合理的理由可以說明，她需要得到一把神圣的尚方寶劍，不僅僅是在法律上確立和保護律師刑事辯護本身，而是從法律根本的確認和保護，律師在刑事辯護活動中的一切依職權的行為應予豁免，即刑事辯護律師的職務行為，無論其效果如何或此種行為所表述的事實是否背離或超越了案件的真實情況，只要刑事辯護律師的行為是在其職務范圍之內或是其職務行為所必須，那么，就不受國家法律的追究和制裁。這把尚方寶劍也就是，刑事辯護律師的職務行為本身應予豁免，即不受國家法律的追究或制裁。
在此前提下，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有關律師因執業行為或職務行為本身而導致違法甚至犯罪方面的規定，就要作相應的修改。比如《刑法》第三百零六條有關律師犯“偽證罪”的規定，就應作相應的修改。很顯然，在司法實踐中，假如律師提供、出示或引用的證人證言等證據與案件事實不相符合時———而且往往是不相符合的，就很難證明律師是否故意的———或者說在事實上往往是故意的。因為，律師在作為辯護人或訴訟代理人參加刑事訴訟活動時，其最基本和最根本的職責就是向法庭提供有利于被告人或被害人而不是相反的證據！辯護律師想方設法都是在為他的當事人“罪責”的從輕、減輕甚至從無而辛勤勞作、奔走呼號，其向法庭提供的證據不是總是與案件事實不相符合嗎？如果那么符合，甚至比案件事實還“罪證確鑿”的話，辯護律師制度的設立，豈不毫無意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成天介在以參加訴訟作為重要的謀生手段和自身發展途徑的律師，很難講或者說很容易在哪一天就會犯這樣的“偽證罪”。
可見，從法律和司法體制上確立和保護律師的刑事辯護豁免權，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唯其如是，律師在刑事辯護過程上，才有可能放心大膽地講話，才會全心全意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什么取保候審、訴辯交易乃至可能的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才能理直氣壯地去執行自己的職務。
律師的刑事辯護豁免權的取得與實現，是法治健全、司法民主的表現。

作者:王靚華　單位:廣東廣信律師事務所，來源：《廣東律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