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 2003-04-01 09:24:48）

公訴機關：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檢察院。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浙江省杭州天利咨詢工程服務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立洲，該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陳均康，該公司職工。
委托代理人：周蓉蓉，浙江杭州南方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王安濤，男，29歲，上海市人，原系浙江省杭州泓瀚軟件系統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本案于1998年10月28日被逮捕。　　
辯護人：桂少楨，浙江杭州慎法律師事務所律師。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王安濤犯侵犯著作權罪，向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杭州天利咨詢工程服務公司（以下簡稱天利公司）同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依法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庭審中，控辯雙方針對指控的事實、罪名及相關情節進行了舉證、質證和辯論。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訴訟請求，并出示了有關證據。被告人王安濤作了最后陳述。綜合雙方的爭議及各自理由，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評判如下：　　
公訴機關指控：1998年上半年，被告人王安濤從天利公司技術員嚴輝民處取得了非法拷貝的天利公司開發的《天麗鳥自來水智能系統》軟件（以下簡稱“天麗鳥軟件”），并讓原天利公司程序員肖海勇將軟件
源代碼稍作修改并更名為《泓瀚自來水智能調度、信息發布、熱線服務系統》（以下簡稱“泓瀚軟件”）。嗣后，王安濤即以杭州泓瀚軟件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泓瀚公司）的名義，將“泓瀚軟件”銷售給青島市自來水公司和大同市自來水公司，獲利16萬元。　　
此外，王安濤還以泓瀚公司的名義，與廣東省順德市的桂洲鎮、容奇鎮自來水公司簽訂合同，收取定金12．25萬元，準備再將“泓瀚軟件”銷售給上述兩公司，后因案發而未成。對指控的事實，公訴機關當庭宣讀了下列證據：1、證人陳均康的證言：證實1998年6月份天利公司派汪舜卿到牡丹江市推銷其公司開發的“天麗鳥軟件”，后汪將該業務提供給王安濤。2、證人汪舜卿的證言：證實泓瀚公司系王安濤與其女友金瑛各出資5萬元成立，同時證實他將青島、大同兩公司介紹給王安濤，王安濤給他提供并讓他使用了印有“天利”、“泓瀚”兩公司名稱的名片。3、證人肖海勇的證言：證實1998年6月份，王安濤叫他將天利公司的“天麗鳥軟件”修改成“泓瀚軟件”，同時證實王安濤并未委托他開發過其他軟件。4、證人嚴輝民的證言：證實“天麗鳥軟件”是他從天利公司非法拷貝以后盜賣給王安濤的，得款1000元。5、證人汪永全的證言：證實王安濤沒有委托他開發計算機軟件。6、大同自來水公司的邱德軍、青島自來水公司的王建勛證言：證實他們公司與王安濤的公司簽訂合同，購買“泓瀚軟件”及支付貨款等情況；還證實汪舜卿稱天利公司是泓瀚公司的下屬單位，并使用了印有上述兩公司的名片。7、廣東順德桂洲鎮自來水公司楊玉龍的證言：證實他們與王安濤簽訂合同購買“泓瀚軟件”，并支付定金的情況。8、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鑒定結論：證實從青島、大同自來水公司復制的“泓瀚軟件”和從泓瀚公司提取的“泓瀚軟件”，與天利公司的“天麗鳥軟件”是相同的。9、證人駱英、金瑛、楊國平的證言：分別證實了“天麗鳥軟件”的開發經過，以及與王安濤合伙出資開辦泓瀚公司等情況。10、大同自來水公司等4家單位的匯款憑證、合同書，以及王安濤使用的印有“天利”、“泓瀚”兩公司名稱的名片。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王安濤的行為已構成侵犯著作權罪。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天利公司當庭陳述了該公司開發“天麗鳥軟件”的經過情況，出示了鑒定費收據、差旅費憑證等證據。天利公司認為，王安濤的犯罪行為給該公司造成了經濟損失31．59萬元，對此王安濤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被告人王安濤辯稱，他不知從嚴輝民處獲得的軟件是天利公司的；從青島、大同自來水公司處獲得的款是15．2萬元，而非16萬元；準備銷售給廣東省桂洲、容奇兩家自來水公司的軟件，不是天利公司的產品，而是他委托肖海勇、汪永全重新開發的，所以價格也高；銷售軟件是公司的行為，不是他個人的行為。　　
王安濤的辯護人辯稱：（1）本案所指控的行為是單位行為，不是個人行為；王安濤雖然是單位負責人，但是由干涉案的數額達不到單位犯罪數額，因此不構成侵犯著作權罪。檢察機關對王安濤個人提起公訴不當。（2）法律上所說的“獲利”，應當除去成本，公訴機關的指控包括成本。（3）指控從青島、大同獲利16萬元不對，應當是經營數額15．2萬元。（4）泓瀚公司與廣東的兩家公司僅訂了合同并收取定金，尚未提供軟件，不能認定準備提供的軟件系天利公司的產品。綜上，請求法庭對王安濤作出無罪判決；同時民事部分亦不應由王安濤個人承擔賠償。　　
公訴機關針對被告人王安濤的辯解，出示了泓瀚公司的來往帳目情況，并在第二次開庭時宣讀了肖海勇、汪永全的證詞，用以證明泓瀚公司并未經營過其他正常業務，實為王安濤為犯罪而開設。因此，是王安濤個人犯罪。公訴機關還認為，證據證明了王安濤從未委托肖海勇、汪永全重新開發過計算機軟件，所以關于準備銷售給廣東省桂洲、容奇兩家自來水公司的軟件不是天利公司的產品，而是委托他人重新開發的軟件的辯解不能成立。　　
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確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安濤侵犯著作權，事實清楚，所舉證據確實、充分，且能相互印證，可作為定案的根據。王安濤及其辯護人對公訴機關列舉的大部分證據未能提出實質性的異議；所提從青島和大同自來水公司收到的只有15．2萬元而非16萬元的意見，經查與事實相符，應予采納。其他系單位犯罪而非個人犯罪、準備銷售給廣東兩家單位的軟件系重新開發而不是天利公司軟件等辯護意見，與查明的事實和法律規定不符，不予采納。關于附帶民事部分的損失，其中雇用出租車的費用不予支持，其余經核實應為28．69萬元。　　
綜上，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認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天利公司開發了“天麗鳥軟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
八）項、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該公司是著作權人。被告人王安濤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銷售他人計算機軟件，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王安濤的犯罪行為給天利公司造成經濟損失，依照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王安濤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據此，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4日判決：　　
一、被告人王安濤犯侵犯著作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二、被告人王安濤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天利公司人民幣28．69萬元。　　
第一審宣判后，王安濤不服，以銷售給青島、大同兩公司的軟件是讓肖海勇重新開發的；銷售給廣東兩公司的軟件是網絡版，與天利公司的產品在運行環境、源碼上均不相同；本公司有大量合法業務，并非僅為犯罪而設立；本人主觀上沒有侵犯天利公司軟件著作權的故意，并且是代表泓瀚公司從事業務活動，應當由公司承擔一切責任為由提出上訴，請求二審改判。王安濤的辯護人認為，肖海勇并未按照王安濤的指令修改軟件，提供的還是天利公司軟件的復制品，對這一點王安濤并不明知，在王安濤看來，軟件經過修改以后不會侵犯他人的版權。因此王安濤的主觀上不具備侵犯著作權的故意，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天利公司的軟件未辦理登記手續，無權提起民事訴訟。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王安濤的公司不具備短期開發軟件產品能力，其所謂的重新開發和深層次開發，只是將他人的軟件改換文字、畫面和標識。杭州泓瀚系統軟件有限公司雖依法設立，但開展的業務主要是復制、銷售侵權軟件產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法釋〔1999〕14號文）第二條關于“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的規定，應當以個人犯罪定案。原判認定事實及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并無不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建議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天利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認為，原判認定事實及確定的賠償數額合理合法，應當維持。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除認定了一審查明的事實以外，還針對上訴人王安濤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查明∶上訴人王安濤原是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天利公司的職員。天利公司于1996年6月開發了“天麗鳥軟件”。1998年4月，王安濤從天利公司辭職，與他人合伙注冊成立了泓瀚公司。王安濤的辯護人提供了任曙、孟金根的書面證言及合作協議，能證實王安濤的公司擁有科杭公司、嘉科公司軟件的代理銷售權，但不能證實其已發生了代銷業務。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王安濤及其辯護人提出以銷售給青島、大同兩公司的軟件是讓肖海勇重新開發的；準備銷售給廣東兩公司的軟件是網絡版，與天利公司的產品在運行環境、源碼上均不相同的意見，已經被鑒定結論以及證人肖海勇、汪永全的證言證明不是事實，王安濤本人也無法提供出其公司獨立開發出來的軟件產品作為證據。王安濤未經軟件著作權人天利公司的同意，擅自復制、修改天利公司軟件作品，并將這一軟件作品作為自己公司的產品進行銷售，非法獲利達20萬元以上，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的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被害單位天利公司由于王安濤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王安濤對因自己的犯罪行為使天利公司遭受的銷售損失和為制止侵權而支出的合理費用，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原審法院對王安濤的定罪正確，量刑適當，確定賠償合理，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王安濤及其辯護人提出，不知道肖海勇沒有按照王安濤的安排對“天麗鳥軟件”作80％的修改或者重新開發，因此王主觀上沒有侵權故意一節，國務院頒布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在他人開發的軟件上署名或者涂改他人開發的軟件上的署名”，“未經軟件著作權人或者其合法受讓者的同意修改、翻譯、注釋其軟件作品”等行為，均屬侵犯軟件著作權，因此即使王安濤確實對肖海勇提出過上述要求，也屬侵權行為。故關于王安濤沒有侵犯著作權主觀故意的辯解和辯護意見，不能成立。　　
證人肖海勇、任曙、孟金根等人的證言以及泓瀚公司的來往帳目已經證明，從事侵權軟件的復制和銷售，是王安濤的公司設立后的主要活動，王安濤關于公司設立后有大量合法業務的辯解不能成立。依照法〔1999〕14號文第二條的規定，對王安濤以公司的名義實施的侵犯著作權行為，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王安濤的辯護人提出，法釋〔1999〕14號文是1999年6月25日公告，7月3日才開始施行。本案指控王安濤的行為，發生在這個司法解釋公告施行之前，不應對本案適用。本院認為，司法解釋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所作的解釋，它從施行之日起就對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發生法律效力。因此，法釋〔1999〕14號文對本案應當適用。　　
王安濤的辯護人還提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天利公司沒有給自己的軟件辦理軟件著作權登記，無權提起民事訴訟的意見。對此，《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是軟件著作權人“可向軟件登記管理機構辦理登記申請”，并非必須登記，更沒有不登記就無權提起民事訴訟的規定。辯護人的這一意見不予采納。　　綜上，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于1999年7月26日裁定：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