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證協會會長、北京市長安公證處處長周志陽自2005年《公證法》頒布至今已近十年。隨著公證事業的快速發展和公證制度的普及，錯誤公證現象一直沒有消除，公證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案件時有發生。由于《公證法》有關規定比較原則性，人民法院審理與公證活動有關的民事案件，應當遵循何種訴訟規則，并不十分明確。哪些問題可以采取行動？哪些問題不應包括在可采取行動的范圍內？公證機構因錯誤應當承擔何種賠償責任？是主體責任還是補充責任？近年來，各地人民法律發生變化，法院對類似案件的理解和判決結果不一，不僅導致公證行業產生質疑，也導致當事人權利解釋過度，甚至一些已經解決的糾紛死灰復燃，這就給利益訴訟和利益訪問的開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公證活動有關的民事案件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為公證機構、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之間正確審理和解決糾紛提供了一套較為全面、穩定的規則，進一步完善公證救濟制度。筆者認為，條例中有幾個亮點。

首先，它正確界定了公證機關與司法機關的分工。公證機構作為國家授權行使司法證明權的特殊機構，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例如，公證的證據具有較高的法律效力，具有自然證據的效力，不受法律原因和法律程序的推翻；具有公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直接交付強制執行，不需要經過法庭審判程序。這些制度與仲裁制度、海事法院制度等特殊制度一樣，都是在傳統審判程序之外建立起來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這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一個成熟社會充分重視和用好的有效手段。

民事訴訟中公證文書的使用基本上是以證據的形式進行的，證據與其所證明的事實密切相關。確定證據的有效性的前提是確定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人民法院按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原則對證據進行審查，最終得出是否接受公證書的結論。不需要通過追加訴訟來判斷證據的客觀形成過程和證據是否有效。同時，公證機構出具的公證書是反映公證員職業判斷的證明。人民法院有權決定是否受理，但無權撤銷或者變更其內容。當事人對公證書的效力有異議，對公證書所涉及的實質性權利義務沒有異議的，可以通過公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程序予以救濟。《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充分關注公證的法律和特點，區分了公證機構應當采取的救濟方式和法院應當采取的救濟方式。公證機構負責解決公證書的更正、撤銷和負面影響問題，法院負責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糾紛，這不僅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公證文書的尊重，同時也為當事人選擇正確的救濟途徑指明了方向。其次，明確了公證機構過錯的內容。《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是過錯，但對過錯的內容沒有詳細規定。這樣，在審判實踐中擴大或縮小過錯的范圍就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往往同一案件的審判結果相差甚遠。不同的裁判結果容易向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發出“人為”的錯誤信號。同時，不利于公證機構的內部監督和問責。規定列舉和總結公證機構的過錯內容，無疑為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的規范化實踐提供了指導，也為公證行業有關管理和處罰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同時，《條例》進一步明確了公證法第四十條所稱糾紛的內容，明確本條針對公證書公證的民事權利義務，含義更加明確，表述更加規范，明確公證機構不是公證書的訴訟標的。這將有效避免司法實踐中對公證法的誤讀，引導當事人選擇正確的訴訟標的。第三，合理界定公證機構的賠償責任。在審判實踐中，由于公證錯誤，如在房屋買賣委托書公證過程中未能識別出“假人”等，涉案房產被變賣。有的公證處被法院豁免，有的得到部分補償，有的甚至得到全額補償。在這個問題上，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存在很大的爭議。沉重的賠償責任讓很多公證員提高了辦理此類高風險業務的門檻，這反過來又讓大多數誠實守信的當事人被迫付出更多的成本和辛苦。在信用缺失的客觀環境下，無論公證機構如何加強審查，都難以避免惡意欺詐和欺詐的過錯。因此，公證機構是否應該承擔全部責任成為業界相當關注的問題，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證機構和公證人員的積極性。

該條例區分了履行審核義務和不履行審核義務的情形，將公證機構因過錯承擔的賠償責任界定為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一方面明確了欺詐取得公證書案件中欺詐人和公證機構的責任范圍，另一方面明確了權利受損人的賠償請求、賠償對象和賠償順序。同時，針對實踐中存在的“知假用假”行為，《條例》第六條明確指出，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明知公證書不真實、不合法，對因使用公證書造成的損失不承擔責任。這樣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當事人串通，使公證機構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對明確當事人的責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