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日，經法院審理，被告人劉某被判令自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返還并起訴李某借款5萬元。判決生效后，被告劉某不履行義務，原告李某未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兩年后的2004年5月1日，雙方自行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約定被告劉某以其擁有的50平方米店面向原告李某支付債務5萬元，并依法進行了司法公正，但未辦理產權過戶手續。后來，由于房價大幅上漲，李某意識到自己應該盡快辦理產權過戶手續，但劉某拒絕協助辦理產權過戶。他認為，與李某簽訂的《執行和解協議》是在申請執行兩年后簽訂的，沒有法律效力。該店的所有權仍歸劉某所有，他也拒絕歸還5萬元的還貸義務。此外，李某于2013年3月1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原判，但法院認定其已超過兩年申請期限，法院依法裁定駁回其申請。現在李某認為，雙方已于2004年5月1日簽訂了執行和解協議，原判決已失去執行力。因此，他想起訴法院，確認用于還債的店鋪屬于自己，并請劉某協助辦理產權過戶手續。未進入執行程序的和解協議是否可以作為起訴的依據？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意見認為，未進入執行程序的和解協議與法院執行過程中達成的和解協議在法律性質和地位上相同，附屬于原生效判決，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其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只能是恢復執行判決，不能作為起訴的依據。同時，本案實質上是5萬元債權債務的法律關系。債權債務已由法院依法審理、判決。如果允許當事人以自己達成的和解協議再次起訴，就違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則。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的“執行和解協議”雖然不屬于我國法律規定的執行和解協議，但它是當事人在生效判決確認的債權債務基礎上重新確立的一種新的債務關系，而這是對原判決所載請求內容的變更，只要合同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通過普通民事合同實現。根據私權可以自行處分的法律原則，當事人訂立的任何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執行和解協議”可以作為起訴的依據。筆者認為，未進入執行程序的和解協議可以作為起訴的依據，理由如下。法院判決書生效后，具有確認、給付等可執行請求內容，即賦予一方當事人公法上的執行請求權。然而，當當事人達成強制執行和解時，其內容往往與生效判決所確定的內容不同。由于執行請求受公法保護，而和解協議在私法上是自由處分的契約狀態，因此在二者發生沖突時如何協調和平衡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討論的焦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另一方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由此可見，和解協議的法律地位是法院啟動執行程序后當事人達成的協議。本案的特點是原告李貴和被告劉麗在本案進入法院執行程序前私下達成了“執行和解協議”，因此該和解協議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執行和解協議。不能按照執行和解協議的法律規定進行司法實踐，即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可以恢復執行原生效的法律文書，由于在法院執行過程中沒有達成和解協議，根本沒有進入法院強制執行程序，不存在恢復執行原判的可能。再者，如果立場僅僅是依據法律規定的執行和解協議，則本案原告李貴不能恢復原判決的執行。同時，其申請執行兩年后，被法院駁回，其權利不受公法保護。由于執行和解協議附屬于原生效判決，他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也失去了普通民事合同中私人訴訟的救濟途徑，違背了保護私人權利的法律精神。

從效力的角度看，未進入執行程序的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是雙方當事人平等協商，就原生效判決確定的權利義務達成新的協議。雖然附屬于原生效法律文件，與原債權債務關系密切，但不能簡單地視為原債權債務的延續，形成了新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這與原判決確立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并不矛盾，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同時，只要和解協議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認定其合法有效。雙方應按照新的和解協議履行相應的義務，否則將構成違約并承擔違約責任。守約方有權在此基礎上提起訴訟，這也是私人權益可以自行處理的體現。

就本案而言，原告李某與被告劉某于2004年5月1日達成和解協議，約定用該店清償債務5萬元，并進行了司法公正。事實上，原生效判決確定的請求書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通過普通民事合同實現的。協議雖無強制執行力，但其法律效力毋庸置疑。由于原生效判決不能執行，其確立的請求權失去了公法的保護，《執行和解協議》對這一共同民事權利進行了改造。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實質性權利義務只能根據相關約定，即雙方自行達成的“執行和解協議”來確定。

綜上所述，在本案中，李先生可以憑雙方簽署的《執行和解協議》分別提起民事訴訟。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