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三章對三種數額的基本概念進行了界定。以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罪為例，我國刑法規定，“銷售金額”數額巨大是該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在2011年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它還規定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中未銷售的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價值額”。2004年12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一）規定了知識產權犯罪的具體量刑標準財產權，以及“非法經營數額”這一概念被納入量刑標準。

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對已售完的銷售金額的計算，往往以查明的具體銷售金額為依據，對行為人的定罪量刑在司法實踐中沒有爭議。至于制造、儲存、運輸或者尚未銷售的貨物價值的計算標準，由于該標準的適用不統一，在實踐中難以認定，司法上存在很大混亂。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標準直接關系到行為人的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重大問題，其適用的確定性需要進一步統一和明確。司法解釋的認定標準根據《第一解釋》對“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對制造、儲存、運輸或者尚未銷售的侵權產品，其價值的計算標準有三個：價格，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平均銷售價格和侵權產品的中間市場價格。

價格可以理解為侵權產品上標明的價格。在實踐中，有的反映侵權產品的價值，有的則可能反映侵權產品的價值。這種方法雖然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偵辦中易于計算，但其自身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導致辦案結果的不確定性和不合理性。

以被認定侵權產品的實際平均銷售價格來判斷非法經營數額，本質上是犯罪人的一種推定。在實踐中，它是反映罪與罰的最合適的計算方法。但在方法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即侵權產品的實際售價越高，相應產品的質量越好，對社會的危害程度越低。但犯罪嫌疑人可能會因為價格高而受到更重的處罰，反之亦然。

雖然侵權產品的中間市場價格是實踐中爭議最大的標準，但其制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合理性。在實踐中，被侵權產品的中間市場價格往往高于行為人的實際銷售價格。計算標準通過數額本身反映了被侵權產品所附知識產權的價值，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嚴厲的刑事處罰標準。此外，該標準具有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是公開的，也便于調查機關調查。這種方式的缺陷在于，計算出的貨值金額可能過高，以此為依據的罰款可能超出合理范圍，不能充分體現罪刑法定原則。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和所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非法經營數額的確定，應當選擇最能體現罪刑法定原則的標準，但不是基于調查的難度。

知識產權犯罪大多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我國刑法對所有知識產權犯罪都規定或只規定罰款，這也體現了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制裁精神。專家認為，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犯罪行為中牟利，這是有效遏制知識產權犯罪的重要原則。因此，在確定非法經營數額時，還應充分考慮處罰對非法經營的抑制作用，進而選擇適當的非法經營數額計算標準。

對于認定侵權產品的價格和實際銷售均價，如果兩者都能查出來，如何選擇適用的價格是解決計算標準沖突的辦法。有人認為，從司法解釋的初衷和罪刑相適應來看，應當優先考慮認定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均價。究其原因，標準比價簽更能體現侵權產品的價值，更能準確反映行為人造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程度。專家認為，當計算標準發生沖突時，應當從有利于被告的角度選擇適用。價格也是被告人主觀犯罪故意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中也包含了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有時，價格能更客觀地反映被告銷售侵權產品的主客觀狀態和社會危害程度。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實際銷售均價更符合罪刑相濟的原則，而應將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給予被告人，并采取措施以認定數額低的手段計算非法經營數額。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