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是對權利人知識產權的嚴重侵犯。近年來，我國通過加強和完善知識產權刑事立法，出臺司法解釋，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制度。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非法經營數額的認定標準是其核心內容之一，這是大多數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

以認定侵權產品的實際平均銷售價格來判斷非法經營數額，本質上是行為人的一種推定。在實踐中，它是反映罪與罰的最合適的計算方法。但該辦法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即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越高，相應產品的質量越好，對社會的危害越小，但犯罪嫌疑人可能因價格過高而受到從重處罰，反之亦然。p> 侵權產品市場中間價標準雖然在實踐中爭議最大，但其制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合理性。在實踐中，被侵權產品的中間市場價格往往高于行為人的實際銷售價格。計算標準通過數額本身反映了被侵權產品所附知識產權的價值，可以說是一個較為嚴厲的刑事處罰標準。此外，該標準具有穩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是公開的，也便于調查機關調查。這種方式的缺陷是，計算出的貨值金額可能過高，由此產生的罰款可能超出合理范圍，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非法經營數額的確定應當選擇適當的數額最能體現罪刑法定原則，但不以偵查難度為依據的標準

大多數知識產權犯罪都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我國刑法對所有知識產權犯罪也都或只處罰，這也體現了我國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制裁精神。專家認為，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犯罪行為中牟利，這是有效遏制知識產權犯罪的重要原則。因此，在確定非法經營數額時，還應充分考慮處罰對非法經營的抑制作用，然后對認定的侵權產品的價格和實際平均銷售價格，選擇適當的非法經營數額計算標準，如果兩者都能找到，如何選擇適用的標準是解決計算標準沖突的關鍵。有人認為，從司法解釋的初衷和罪刑相適應來看，應當優先考慮認定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均價。究其原因，標準比價簽更能體現侵權產品的價值，更能準確反映行為人造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程度。專家認為，當計算標準發生沖突時，應當從有利于被告的角度選擇適用。價簽也是被告人主觀犯罪故意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中也包含了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有時，明碼標價更能客觀反映被告銷售侵權產品的主客觀狀態和社會危害程度。因此，我們不能認為實際銷售均價更符合罪刑相濟的原則，而應將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給予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的計算方法是認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