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勢頭，全國財政總收入也一舉突破了10萬億大關，為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然而，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體制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也開始逐步暴露。特別是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以及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在財權和事權方面的不協調、不匹配，甚至嚴重錯位，不僅造成財政收入使用效率的難以提高，也使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關系出現了不利于促進公平、推動正義的現象。

所以，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步伐，理順財政分配關系，規范財政運行機制，已成為財稅工作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顯然，理順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分配關系，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使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是財稅體制改革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分稅制財政體制在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方面，作用是十分顯著的，占比已由分稅制改革前的30%左右提高到了50%以上。

但是，新的矛盾和問題也隨之出現，那就是中央在集中財權的同時，由于不斷地下放事權，不斷地出臺增加地方財政負擔的政策措施，使地方的財權與事權越來越不匹配，越來越不適應。這幾年，為什么地方始終把著“土地財政”不放，除了政績沖動之外，很大程度上與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有關。如教育衛生投入、科技環保投入、社會穩定與和諧投入等，再加上前些年頻繁上調公務人員工資、改革公務人員收入分配辦法，已使多數地方的財政難以承受。尤其是基層財政，如果不采取“法外”措施，就難以正常運轉。

也正因為如此，就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充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同時，又不斷地加大財政以外的征收力度，從而形成了政府與企業之間在財權和事權方面的不匹配，企業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這種負擔，不僅來自于預算內的，也來自于預算外的，不僅來自于直接的，還來自于間接的，不僅來自于政府的，還來自于部門的，不僅來自于合法的，還來自于大量不合法的。特別是中小企業，原本就效益不是太好，仍然需要承擔大量的非法律性事務和財力貢獻。

由于政府與企業在財權和事權關系方面的不匹配，非法律性、非規范性收入現象也越來越多，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一些政府職能部門、權力部門，采取各種手段，爭取自身利益，獲取不正當收入。不僅大大加重企業的負擔，也使部門與部門之間出現了財權與事權關系的越來越不匹配。有權的部門，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員工的工資福利、待遇也越來越高，而承擔的事務則越來越少。相反，無權或權力不大的部門，獲得的利益卻越來越少，員工的工資福利待遇也明顯不如有權部門，所承擔的社會事務有時卻比有權部門多得多。至少，是相對事務要多得多。

由此還引發了居民與政府、企業之間在財權與事權關系方面的不匹配，一方面，政府為了自身需要將地價、房價抬高，使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成本提高，承擔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長過快，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收入與支出關系嚴重不匹配，導致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下降。特別是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疾病預防難度加大，以及教育收費大大增加等，居民的生活和生存成本大大提高，承擔的各種事權越來越多。

所以，必須加大財稅體制改革步伐，進一步規范和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各個層面的財權與事權關系能夠有效匹配，是財稅部門必須做好的一項工作，也是政府必須認真履行的一項職責。其中，人大必須在這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履行更多的監督職責。不然，單純依靠政府自身革新，是很難取得重大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