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征稅可以增加減持“大*非”股票的成本，間接縮小“大*非”股票所持股票與流通股的含金量差異。原則上，暴利的稅率應該高而不是低，讓“大*非”公司覺得與其減持不如分紅，“大*非”減持沖擊波。截至今年8月底，共解禁1083.77億股，占比23.37%；共減持263.37億股，占解禁股份的24.30%“小非”成為減持主力，累計減持43.90%；而“大非”相對有限，今年最后幾個月累計減持11.92%，原股東限售股解禁規(guī)模達到840億元，且以中小股東居多，持有成本非常低，而減持的沖動也很強烈。明年限售股市值17287億元，首發(fā)限售股市值20988億元；2010年，限售股市值降至4080億元，而首批限售股市值則達到36369億元，是前者的9倍，專家們也擔心在2006年“新老分割”實施之前，股改解禁的“大*非”股票總數(shù)為4356億股，“新老停牌”后市值為4.43萬億元，a股市場已有263只新股上市，但尚未完全流通，但仍在繼續(xù)創(chuàng)造更多的“大*非”

目前，各類限售股總數(shù)為1.4萬億。隨著IPO的進行，未來可能會有源源不斷的新股限售。如此大量的籌碼可能會挫傷任何多頭對后市的信心。市場的定價權完全由“大*非”控制。沒有競爭對手的制約，必然導致現(xiàn)有a股估值體系的混亂，“現(xiàn)在a股市場最大的風險就是頂重。許多大型藍籌股公司上市時只持有2%至3%的流通股。以這種方式創(chuàng)造的市場價值是無法維持的。解決大型藍籌股公司流通比例過低的問題非常迫切。”經(jīng)濟學家華生表示，持股成本存在巨大缺口，“大*非”不僅是風險投資形成的部分，也是利益輸送的部分。著名股評人葉檀認為，“大*非”的溢價遠遠超過國際風險投資的平均利潤。目前，許多上市公司不僅是國有控股，而且是風險投資和職工股，以寧波銀行為例，在上市幾乎成定局的時候，將低價股轉讓給內部人。寧波銀行職工股溢價過高，成批成為百萬富翁，使得寧波銀行的二級市場估值體系完全失效

寧波銀行的情況只是中國股市的一個縮影”一般來說，“大飛”所持股份的成本只有1-2元，二級市場流通股發(fā)行價格為市盈率的10倍以上。雖然原始股對企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令人驚訝的是，不同股票之間的成本差距如此之大，盡管非流通股導致的“大非”現(xiàn)象在我國是一種獨特的現(xiàn)象，西方國家普遍對大股東的清算行為實行嚴格的管理。在美國，上市公司大股東如果想在二級市場套現(xiàn)，不僅有每年套現(xiàn)比例最高的限制，還需要提前披露信息。相比之下，我國規(guī)定新上市公司大股東上市一年后可以100%套現(xiàn)，這將給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的發(fā)展留下巨大隱患，國家發(fā)改委經(jīng)濟研究院研究員表示，以“大*非”為主體的凈賣出力遠遠大于以基金為主體的買入力，這是股指持續(xù)調整的重要原因。在股市的市場化運作中，任何參與者都需要承擔風險，但“大*非”股權不僅成本低，而且獲得了上市公司多年的分紅，因此可以說其成本已經(jīng)收回。顯然，這種由制度因素形成的、只有凈收益而沒有風險的股權不具備市場化特征。與投資者在二級市場上購買的風險股權在投資性質上完全不同，在李坤看來，“大飛”持有的股權是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結果，沒有市場交易。這種情況與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企業(yè)通過競爭獲得原有的股票溢價權有著本質的區(qū)別。理論上，它無權在二級市場進一步獲得股票溢價權。因此，我們應該重新界定“大飛”所持股份的性質，將其與二級市場投資者所持股份區(qū)分開來，對“大飛”征收暴利稅，但證監(jiān)會有關負責人明確反對對“大非”征收暴利稅。中國證監(jiān)會認為，長期持有“大*非”股還承擔著企業(yè)能否上市、能否盈利的風險。此外，國有大股東和其他類型的大股東也對流通股東進行了對價。對于已經(jīng)解決的股權分置問題，再次征稅相當于顛覆股改成果

一些上市公司股東也認為，“大*非”是一種有法律依據(jù)的契約，即以10股中的3股平均價格換取3年后的全流通權。資產的價格與收購資產的所謂“初始成本”無關，而只取決于資產的當前市場價值。股市中最低的“初始成本”不是“大非”。許多投機基金的“初始成本”或平均開盤成本為零甚至為負。如果因為“大*非”的低成本而征收暴利稅，我們該如何處置這些投機者，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國光教授，指出股改合同不是以人大形式達成的，而是以政府規(guī)范性文件的形式達成的，存在一些漏洞。從法律上講，修補這些漏洞的措施沒有對錯之分。這主要是一個平衡利益的問題。證券市場有許多法律，包括400多部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范性文件。關鍵是這些法律如何在實踐中進一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