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為了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各地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往往成為一些企業為員工制定的標準工資。雖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早在2000年就出臺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規定當出現“單位利潤增長、單位勞動生產率提高、地方政府工資指導線”等四種情況時,以及該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增長“,傳統的企業工資確定方法是用人單位根據其生產經營特點和經濟效益,自主確定其工資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形式和收入水平進行平等協商,而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已于兩年前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3月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報告提出了“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對政府行政層面的具體要求,“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一線職工的權益,使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的提高相適應,確保每個職工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增強企業凝聚力,調動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勇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但由于現行制度缺陷等問題,工資集體協商在實施中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明今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表示,工資集體協商的覆蓋面很窄。中國有1300萬家企業,其中1000多萬中小企業(即近80%的企業)尚未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山西省總工會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說,在大型企業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普遍可以實現,年工資也可以根據效益的增長而提高。目前,主要問題是大量的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在集體協商單獨進行時,協商困難,需要大力推進,企業老板不愿談,職工談判能力弱是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許多中小企業主不愿意與員工協商工資。他們認為“企業是我自己的,我說了算”。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對上述現象表示贊同:“集體工資談判多年來取得了成功,在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在提高工人工資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中小企業很難推動工資談判。在我看來,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工會,讓真正代表職工的工會來談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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