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于2004年3月公布了修訂后的《反傾銷條例》，其中第33條第一款規定：“商務部認為出口經營商做出的價格承諾能夠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決定中止或者終止反傾銷調查，不采取臨時反傾銷措施或者征收反傾銷稅?！钡?7條規定：“終裁決定確定傾銷成立，并由此對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可以征收反傾銷稅。征收反傾銷稅應當符合公共利益?！睋?，《反傾銷條例》增設了公共利益條款。實施反傾銷措施會涉及國內申訴產業、上下游產品生產商及消費者等各方利益，為了維護社會的整體福利，這些矛盾利益方之間應當達到一種平衡。同時，在反傾銷措施泛化和升級從而其合理性受到質疑的國際社會里，以公共利益條款來平衡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關系甚至政治關系，已成為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工具。

我國反傾銷案例中有關公共利益問題的概況

從現有案例的整體來看，在做出肯定性終裁的情況下，一般全部依據確定的傾銷幅度征收反傾銷稅，基本不考慮公共利益評價。截至2006年12月，我國發起的46起反傾銷調查中，35起已做出肯定性終裁。其中征收反傾銷稅的幾十種產品大都屬于下游產業使用的原料或投入品，下游產業成本的增加必然會削弱其市場競爭力;同時，反傾銷稅導致消費品價格提高，也會對消費者利益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除了不銹鋼冷軋薄板反傾銷案，并無資料顯示調查機關在裁定反傾銷稅的征收中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范圍。但有些案件反傾銷措施的實施卻使公共利益問題不容回避。

總體來看，我國反傾銷中對公共利益問題的考量還處于起步階段，制度和經驗均不成熟，對我國幾例反傾銷措施的實證分析以及對反傾銷效果的調研表明，反傾銷措施的貿易保護效果不如預期，公共利益問題成為削弱反傾銷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傾銷中公共利益的基本特點

(一)公共利益的訴求主體是國家的相關機構

按照美國法理學大師龐-德的觀點，公共利益是指“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治組織社會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它被理解為當政者所支持的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需要(publicinterest)，這種需要與政府權力聯系在一起、通過政府權力得到保障，與國家利益合二為一。從WTO成員反傾銷立法和實踐來看，公共利益一般被理解為包括國內生產商、進口商、工業用戶、消費者等利害關系方在內的國家即“政治組織社會”的整體利益，公共利益更多地被理解為國家意志的一種體現。反傾銷調查的申請通常是由受傾銷行為損害的國內產業提起，其法律訴求的動力是資本(其法律的和社會的外在形式為企業)尋求和利潤追逐的經濟本能，國家對這種利益訴求的核查和判斷是依法進行的“被動的”應激性行政行為。然而，對反傾銷中是否存在相應的“公共利益”問題，由于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整體利益，則要由國家“主動地”發起核查和判斷，以確保國家利益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因此，反傾銷中對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國家作為動力源和發起主體的一種行政行為，和企業自發的商業利益驅動的法律訴求行為是不同的。

(二)公共利益的內涵多樣化

對于反傾銷措施的實施要件，目前WTO《反傾銷協議》只限于傾銷、損害及因果關系三個要件，對公共利益的界定并未明確地做出規定。一般來說，通過反傾銷措施消除傾銷對國內產業的損害，既是對國內產業利益的保護，也有助于增進公共利益。當實施反傾銷措施保護正處于初步發展的朝陽產業時，二者利益的一致性尤為明顯。但有時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則可能損害公共利益。例如，當受傾銷沖擊的國內產業屬于沒落產業時，此時不宜提倡實施反傾銷;又如，某些情況下征收反傾銷稅使申訴產業的利益得到了維護，卻有可能同傾銷產品下游用戶、消費者的長期福利乃至國家利益相悖。另外，有時反傾銷措施的實施會影響到進口國與出口國的經貿關系，從長遠的意義上對進口國弊大于利。此時，國家利益無疑同保護國內產業利益是不一致的。作為“政治組織社會”的國家，其各自有不同的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和發展戰略，有時更有其不同的發展道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因此，公共利益問題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內涵，體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反傾銷協議中也不可能有統一的界定規則。

(三)公共利益的衡平機制必須具有客觀性

WTO《反傾銷協議》雖沒有關于公共利益的直接規定，但規定：“主管機關應向被調查產品的工業用戶，或在該產品通常為零售的情況下，向具有代表性的消費者組織提供機會，使其能夠提供與傾銷、損害和因果關系的調查有關的信息”。各國在實施反傾銷時，不僅要考慮本國生產商的利益，還要考慮進口國下游用戶和消費者的利益，具體體現在向利益相關的民間組織提供機會使之參與調查。顯然，該條款的規定意在要求和指導各國建立相應的機制，保證能在相關利益組織提供信息的基礎上進行較全面的考量，從而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公平原則。在現代法治社會，這種機制的設立要通過相應的程序性規定來實現。由于公共利益問題涉及到“政治組織社會”中不同各方的利益，因此，在反傾銷的實際操作中需要建立利益衡平機制，從而順利、有效地執行反傾銷調查和裁決，這種利益衡平機制必須具有由法律保證的客觀性。

我國反傾銷處理公共利益問題的政策啟示

(一)應設立公共利益問題調查小組

由于反傾銷的國家利益價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的整體性，反傾銷機構對公共利益問題的考量和受理產業組織申訴的行政行為是有區別的，是一種主動的行政行為。因此，這部分職能的發揮需要有組織依托和相應的工作條例，以形成在反傾銷調查和裁決中考量公共利益問題的明確的行政責任主體，從而通過有效衡平公共利益問題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在國際貿易中對本國利益的保護。因此，政府反傾銷調查機構中應設立公共利益問題調查小組，并通過相關法規設定公共利益調查小組的職責，規定其向反傾銷調查的下游企業、消費者及其社會組織搜集材料、聽取意見的責任和權利以及程序。

(二)立足于本國實際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

目前流行的觀點是，我國應參考歐盟反傾銷法第38496號條例第21條的規定來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并建立相應的評價機制。筆者認為，對此觀點應慎重，要立足于本國實際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作為發展中國家，避免進口依賴，維持我國競爭產業及幼稚產業的生存發展以建立先進完整的國民經濟產業體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就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國際貿易及反傾銷的形勢看，反傾銷是我國加入WTO后尋求合法貿易保護以確保幼稚產業健康發展的有力工具，公共利益只是實施反傾銷措施的一個參考因素，所以關于公共利益原則的確立不能妨礙貿易保護功能的有效發揮。另外，WTO《反傾銷協議》并沒有明確的“公共利益”標準，而我國還不是成熟的法制社會，借鑒“歐共體利益評價機制”將可能在我國產生“逾淮而枳”的后果。因此，對“公共利益”的衡平問題，我國不必照搬歐美國家的內涵，而應給予其符合我國國情的定義。其中，國家產業體系的完整與安全應該是最重要的內容，其次，由于我國在經濟上實行以政府的宏觀組織為主導的趕超戰略，由此，對公共利益內涵的確立及相應的評價機制仍應采取比較寬松的形式，以便于政府反傾銷機構依據經濟、貿易及外交政策靈活行使自由裁量權。

(三)建立客觀的利益衡平機制

由于公共利益問題涉及到“政治組織社會”中不同各方的利益，因此，對其的衡平必須具有客觀性。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客觀性要靠法定的程序來保證。在設定公共利益調查小組工作條例時，應明確進行相關信息搜集和處理并據此決策的程序和規則，以保證公共利益問題考量程序的客觀性。另外，對有關公共利益問題的處理規則應做出原則性規定，以增強行政操作的政策性。例如，如果即使采取反傾銷措施，也難以將已受損害的國內產業的市場份額恢復到完全沒有傾銷時的水平，就必須注重考慮反傾銷措施所可能造成的對下游產業利益的損害以綜合考量反傾銷措施的實際效果，從而加以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