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性質

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犯罪相比，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利用合同實施詐騙行為，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對于正確界定本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內涵應根據合同詐騙罪的客體性質來確定，這種犯罪不僅侵犯了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市場經濟秩序。首先，合同必須具有財產內容。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主要分為調整人身關系的合同和調整財產關系的合同。前者如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后者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調整身份關系的合同不能體現市場經濟內容，因此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其次，合同必須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有些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但并不是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如實踐中比較常見的，一方虛構事實，使對方陷入認識錯誤，雙方簽訂借條性質的借款合同，一方以此騙取對方當事人錢款后逃匿或揮霍。這類案件中的借款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但是由于合同并未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不存在擾亂市場秩序的問題,故此種行為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認定;再次，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需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關系。有些合同雖然具有財產內容且存在于市場經濟活動中，但并非交易行為，例如無償借用合同、無償保管合同、贈與合同等，它們不具有規制市場活動的意義，也不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關系，因此利用此種合同詐騙的行為也不能以合同詐騙罪來評價。

二、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形式

在合同法上，除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之外，合同的訂立既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有學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限定為書面合同，口頭合同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但有學者也指出，在界定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圍時，不應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證據證明確實存在合同關系的情況下，即便是口頭合同，只要發生在經濟活動中，侵犯了市場秩序的，就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當包括口頭合同。首先，利用口頭形式實施詐騙犯罪與利用書面合同一樣，所侵犯的客體都是他人財產所有權以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在當前經濟活動中實際存在著大量的非書面形式的合同，利用這些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犯罪的現象也并不少見。如將其一概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不僅與現實情況脫節，也有悖于新刑法確立合同詐騙這一罪名的立法精神;其次，實踐中常常出現行為人先利用書面合同進行詐騙，后又以口頭合同繼續行騙的情形，如果我們將合同詐騙罪排除口頭合同形式，則對上述行為要分別處理,即利用書面合同的詐騙行為定合同詐騙罪，利用口頭合同的詐騙行為定詐騙罪,這樣對明顯屬同種性質的行為定不同罪名，一方面有違刑法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徒增了司法的復雜性;最后，刑法作為實體法，其所規定的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更多強調的是合同內容，即體現著市場交易、財產流轉的實質內容，故不應對合同形式有過多的限制。因此，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形式包括書面、口頭形式。

三、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利用合同”

在普通詐騙罪中也會存在借合同的名義實施詐騙的情形，這從表面上看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相符，也使得司法機關認定時在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之間徘徊。這就需要我們對“利用合同”進行認真解讀。所謂利用合同，即通過合同的虛假簽訂、履行使得相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財物，實現其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合同即是其詐騙行為。而對那些即使行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是相對方之所以陷入錯誤認識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了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財物的，應認定為詐騙罪。不能僅僅因為存在合同而一概以合同詐騙罪認定。例如,被告人張某以開采露天煤礦為借口，偽造了相關部門的批文、許可證等材料，騙取村民王某、李某等人投資共同參與開采，并與村民簽訂了共同投資開采合同。張某在取得王某、李某等村民交付的投資款之后攜款潛逃。本案中，張某與村民王某、李某等人雖然簽訂了共同投資開采合同，但張某主要是以虛構開采煤礦的名義并隱瞞沒有相關部門批文的真相騙取村民信任，其簽訂合同只是騙取村民財物的一種掩蓋形式，其實質是普通詐騙行為，應構成詐騙罪。雖然是否存在合同是認定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區別，但是對于那種借合同名義實行詐騙的行為我們必須慎之又慎，方能正確認定罪名。

四、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效力”

合同詐騙罪成立后合同的效力如何，至今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主要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為無效合同，因為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二是認為應為無效合同，因為實施了欺詐行為，損害了國家利益;三是認為應為可撤銷合同，因為因欺詐行為所簽訂的合同應為可撤銷合同。

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成立并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誠然，利用合同詐騙的行為違反了刑法的強制性規定，但不能因為刑法對詐騙行為的否定，就對合同的效力也予以否定。合同效力的認定則應當依據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合同無效情形的，才能認定為合同無效。

在如何理解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只指公法意義上的國家利益，就是純粹的國家利益;二是認為包括國有企業的利益，因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三是認為國家利益就是社會公共利益。筆-者認為，這里的國家利益應當作狹義的理解，只有損害了國家安全、政治性利益，才是損害了國家利益，損害國有企業利益的，應當作為侵害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或者侵害第三人的利益，不能作為損害國家利益的欺詐對待。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另有條款規定，也不必在這里包含進去。

雖然合同詐騙行為侵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財產所有權，但并沒有損害國家安全、政治利益，不能因此認定合同無效。

筆-者認為，認定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應當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如果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均認定為無效合同，則法院可以不考慮受害人的意見，主動宣告合同無效，從而剝奪了被害人選擇有利的補救方式的權利，這對被害人是極為不利的。如果將合同認定為可撤銷的合同，將選擇權交給被害人，較之于責令其承擔合同被宣告無效后的責任對其更為有利。對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被害人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有利，可要求繼續履行或變更合同;如認為違約責任的適用對其有利，可要求在確認合同有效的情況下，責令詐騙行為人承擔違約責任;如認為合同繼續有效對其不利，可請求法院或仲裁機關撤銷合同。同時，將合同詐騙罪成立后的合同作為可撤銷合同對待，亦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增加交易，增加社會財富，并盡量減少因消滅合同關系、返還財產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和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