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3日7時30分許，潘某駕駛自己所有的解放牌重型半掛車沿X560線由北向南行駛至22km+150m處時，在下坡過程中車輛突然失控并翻下路東側李某家的農田里，造成被甩出車外的駕駛人潘某當場死亡，正在農田干活的李某受傷、農田及車載水泥和車輛受損的重大交通事故。該道路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駕駛人潘某未按照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及安全操作規范駕駛機動車，過錯嚴重，應負事故的全部責任;李某在此次事故中沒有過錯，不承擔事故責任。經鑒定，潘某系重度顱腦損傷而死亡的。

潘某的主、掛車均在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和第三者責任保險，且主車還投保了駕駛員車上人員責任險。其中，主、掛車的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死亡傷殘賠償限額均為11萬元人民幣，第三者責任保險的責任限額分別為30萬元和5萬元人民幣，駕駛員車上人員責任險的責任限額為5萬元人民幣。該保險合同的投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潘某。保險期間自2012年2月12日零時起至2013年2月11日24日時止。事故發生后，潘某近親屬向保險公司報案、索賠，并向李某賠償了3800元醫療費。保險公司根據機動車上人員責任險免除條款的規定，以潘某駕駛的被保險機動車與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不符為理由，向潘某近親屬送達了《拒賠通知書》。無奈之下，潘某近親屬將保險公司作為被告依法提起了訴訟，要求保險公司盡快賠償原告因潘某死亡而產生的死亡賠償金、傷葬費等各項費用共計人民幣52萬元，并要求保險公司給付原告已向李某賠償的3800元醫療費。

【分歧】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關于潘某的近親屬已向李某賠償的3800元醫療費，保險公司應當給付，沒有任何爭議;關于保險公司不應當向潘某近親屬承擔駕駛員車上人員責任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的賠償責任，也基本不存在分歧。但是，對保險公司應否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卻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保險公司不應當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應當駁回潘某近親屬的這項訴訟請求。理由是，潘某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不僅是本車的駕駛員，而且是本車的被保險人。《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以下簡稱《交強險條例》)第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明確規定，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只對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傷亡、財產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另外，潘某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仍然是肇事重型半掛車的車上人員，并非車外第三者，保險公司不應當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保險公司應當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對潘某近親屬賠償因潘某死亡而產生的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22萬元人民幣。理由是，潘某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已從車上人員轉變為車外第三者，保險公司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交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的被保險人潘某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已從車上的司機轉變為車外的第三者。《交強險條例》雖然將第三者規定為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但《道交法》規定的第三者的含義是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時，處于機動車外的受害者，并未將本車人員、被保險人這些受害人排除于第三者之外。車上人員與第三者的區別在于，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瞬間，人員處于車上還是車外。如果人員處于車上，或者人員正在上、下車當中，則應當認定為車上人員;如果人員處于車外，且不存在上、下車現象，則應當認定為第三者。司乘人員與第三者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本案中，潘某是由于車輛在下坡過程中失控而被甩出車外死亡的。車輛失控是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潘某死亡、李某受傷及車輛、水泥、農田受損是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結果。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不能以事故發生的原因加以衡量，而應當以事故發生的結果加以判斷。如果將車輛失控確定為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瞬間，這不僅是違法的，而且對潘某也是不公平的。具體到本案，潘某究竟是被甩出車外摔死的，還是被失控的車輛碾壓、碰撞而死的，或者是被車上脫落的水泥砸擊而死的，難以認定。因保險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潘某是被甩出車外摔死的，也未能舉證證明潘某是被車上脫落的水泥砸擊而死的，故應當推定潘某是被失控的車輛碾壓、碰撞而死的。這種推定不僅是合法的，而且對潘某也是公平、合理的。本案的受害人潘某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已離開車體，不再操作和控制車輛，也不再履行司機的駕駛職責，其已經從車上人員轉變為車外第三者。

《交強險條例》之所以將本車人員及被保險人排除于受害第三者之外，其目的是為了保護保險人的合法權益，防止本車人員及被保險人在未發生保險事故的情況下謊稱發生了保險事故;故意制造保險事故;保險事故發生后，以偽造、變造的有關證明、資料或者其他證據，編造虛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程度等保險欺詐行為的發生。本案中，潘某死亡完全是由于保險車輛失控，其本人無法控制而被甩出車外這一主觀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并不存在《保險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的保險欺詐情形。《交強險條例》雖然將本車人員及被保險人排除于第三者之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道路交通事故道德風險的發生，但這種限縮性解釋不僅不能適應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發展趨勢，而且也有違《道交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在適用《交強險條例》時，應當對第三者的范圍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擴大解釋。事實上，《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釋》第十七條已將處于本車以外的投保人納入第三者范圍加以保護，并由保險公司在承保交強險的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從立法層面上擴大了第三者的認定范圍。實踐證明，在訂立財產保險合同過程中，車輛的投保人絕大多數為被保險人。本案的被保險人潘某即為投保人，依法應當認定為肇事車輛的受害第三者。其次，保險公司在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時，應當承擔無過錯責任。《道交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承擔賠償責任……”。《交強險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也同樣規定：“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依法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還特別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第三人人身損害，當事人請求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相應駕駛資格的。”從以上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保險公司在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傷亡、財產損失時，盡管其沒有過錯，但仍然要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是法定的，并不附加任何條件。不管被保險機動車有無責任，不管駕駛人員有無過錯，只要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保險公司均應依法在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保險公司不承擔道路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賠償責任，不僅會違反上述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的強制性規定，而且會損害受害第三者的合法權益，難以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本案的駕駛人潘某雖然沒有按照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及安全操作規范駕駛機動車，對該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存在較為嚴重的過錯，但保險公司仍然應當依法在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承擔無過錯賠償責任。雖然《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保險公司在賠償范圍內向侵權人主張追償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這并不影響本案中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的責任承擔。另外，即使保險公司在另案中主張追償權，也只能在賠償范圍內向侵權人潘某進行，而不能向潘某的近親屬主張。否則，不僅會違反法律規定，而且會發生被主張主體不適格現象。

最后，道路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目的，就是為了保障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夠依法得到賠償，促進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就其本質而言，仍然屬于一種第三者責任保險，但其畢竟不同于第三者責任保險。該保險具有繳費強制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特征，顯然不同于自愿繳費的商業性第三者責任保險。道路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宗旨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障受害第三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保險公司收取保險費的目的，不是為了盈利和擴大再保險業務，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第三者的權益，使受害第三者能夠獲得基本的社會救助和權益保障。如果讓受害第三者這一弱勢群體，承受因駕駛人員的過錯而遭受人身傷亡得不到保險公司賠償這一法律后果，這不僅會違背道路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宗旨，而且也難以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盡管《交強險條例》第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只對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傷亡、財產損失承擔賠償責任，但是《交強險條例》規定的內容與《道交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內容相抵觸。《道交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交強險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法規。法律是上位法，法規是下位法，上位法的效力要高于下位法，故在適用法律時，要優先適用上位法，而不能直接適用下位法。就本案而言，要優先適用《道交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而不能直接適用《交強險條例》第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因此，保險公司不能依照《交強險條例》第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將受害人潘某排除于第三者之外，并對其遭受的人身損害拒絕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駕駛人潘某雖然沒有按照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駕駛機動車，違反了《道交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但是該違法行為應當依法由公安交警部門給予警告、罰款、暫扣或者吊銷機動車駕駛證、拘留等行政處罰，并不能因此免除保險公司在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承擔無過錯的賠償責任。況且，保險公司在與潘某簽訂保險合同時明知潘某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與投保的機動車不符，卻與其簽訂了相關保險合同，并收取了相應的保險費用，認可了潘某的違法駕駛行為，其自身的責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另外，該案的案由應確定為“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而不能確定為“財產保險合同糾紛”。否則，不僅會造成案件定性及適用法律錯誤現象，而且會損害受害第三人潘某的合法權益，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需要說明的是，因本案受害人潘某未按駕駛證載明的準駕車型駕駛機動車，且投保的駕駛員車上人員責任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均為商業性保險，故根據《機動車車上人員責任險條款》、《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條款》的責任免除條款及《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十條的規定，保險公司不應當向潘某近親屬承擔駕駛員車上人員責任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的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作為被保險人的駕駛人潘某雖然是在車輛失控的情況下被甩出車外死亡的，但車輛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瞬間，其已從車上的司機轉變為車外的第三者，故保險公司應當依照《道交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及《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賠償潘某近親屬因潘某死亡而產生的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22萬元人民幣，并對潘某近親屬已經賠償李某的3800元醫療費，依法予以給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