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解除，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關系歸于消滅的行為。

在履行合同對當事人一方不利時，相對方隨意通知對方解除合同，從而給守約方造成損失。

在合同解除條件成就時，因對方當事人故意改變住址及聯系方式，或者故意躲避解除權人而使解除權人的解除通知無法到達對方。從而使解除權人無法行使解除權。

在合同已經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情況下，當解除條件成就時，即使解除權人的解除通知到達對方，對方即不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也不按《合同法》第九十七條的規定恢復原狀、采取其他補救措施，更不愿意賠償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解除權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仍需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機構裁決，而裁判機關一般都要主動審查合同解除的效力。此時，解除權人仍然要證明其享有解除權，從而將相對人的舉證義務轉嫁給了解除權人。增加了解除權人的負擔。這樣，就形成不利于合同解除權人的尷尬的局面：1、解除權人要求合同解除后相對方的返還或賠償之訴訟請求沒有基礎。由于不允許解除權人起訴要求解除合同或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的狀態還沒有被司法機關的正式認可，即無法確定合同是有效解除，還是合同解除不合法而繼續有效存在。因此，只要相對方對解除合同的效力持否定態度，解除權人要求合同解除后相對方的返還或賠償的訴訟請求就無法得到支持。因為合同解除是返還或賠償的前提，而該前提尚不確定，解除權人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權利。

四、由于《合同法》沒有對相對人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期限作出規定，那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條的規定，該期限應為二年。因此，在此此期間，不但合同解除的效力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就是解除權人的其他權利也處于不確定狀態。

因為，合同解除權人得依賴于相對方提起合同解除異議的訴訟或反訴，才可以對解除合同的效力作出最終的結論。然而，相對方是否要提起、何時提起合同解除異議之訴，解除權人只能焦急地等待。至少在訴訟時效屆滿前，相對方都可以提起該訴訟，因而，在此之前合同的解除效力只能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從理論上講，解除權人在此之前無法實現自己的實體權利。另一方面，如果等到二年之后，解除權人的實體權利也將超過訴訟時效。

在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裁判機關可以明確告知相對方可以提起合同解除異議之訴，但裁判機關不能強制其提起該訴訟或指定提起該訴訟的時限。這樣就使得解除權人無法有效行使其合同解除權，處于被動的、尷尬而不合理的局面。

不久前我辦理的一個借款合同糾紛案件就是這樣，王某在一年內三次向趙某借款，還款期限之后，王某拒不向趙某歸還借款，而王某除了一輛價值六萬元左右的二手小車外，在北京沒有其他財產，在討債無望的情況下，趙某與王某達成一個“車輛抵押協議“，約定王某將其所有的這輛小車轉讓給趙某，抵償其向趙某的第一筆借款15萬元。后，雙方到車輛管理機關辦理過戶手續時，被告知該車系改型車輛(該車輛檔案中的原始照片上顯示該車是方型車頭，而該車的現狀和王某的機動車行使證上顯示的卻是圓型車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不但不能辦理過戶手續，而且還有可能被處以罰款和沒收車輛的處罰。

原告以此為由想通知被告解除合同，但被告已經改變了住址，原告的解除通知因此無法到達被告。原告給被告打電話，被告也不接，發信息也不回，在這種情況下，原告如果不提起訴訟，該車在自己手里即不能使用，也不能出賣，被告更不會將該車開走而歸還所欠原告的15萬元，于是只得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解除該“車輛抵押協議”，并要求被告歸還所欠的15萬元。

在訴訟過程中，原告為證明自己享有解除權還申請人民法院向車輛管理機關調取了相關證據，確認了該車輛屬于改型車輛，不能辦理過戶手續的事實。同時，為了解決解除通知無法到達被告的問題，在第一次開庭時，我代表原告交給被告一份書面通知，并要求法庭記錄這一事實，但是法官說，起訴本身就是通知，我也同意這一觀點，于是，在法庭辯論時，我據此認為該協議已經解除，即然該協議已經解除，就應該恢復到債務狀態，那么被告自然應當償還所欠原告的借款。原以為這樣原告的權利就能實現，不料，該案經法院兩次開庭審理后，法官卻告訴我說原告的兩項訴訟請求不能一并審理，讓我做原告的工作，要求原告放棄其他訴訟請求，該案只審理該合同是否應當解除，其他的訴訟請求待該案審結后，根據結果另行起訴。我爭辯說，即然兩項請求不能并存，而原告的第一項訴訟請求是在無法通知到被告的情況下才這樣寫的，而現在解除通知已經到達被告，根據《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該協議已經解除，因此，原告現在放棄第一項訴訟請求，不再要求法院判決解除該合同。但法官又不同意了，說：本案只能審理該協議是否應當解除，該項訴訟請求不能放棄，只能放棄第二項訴訟請求。并說，你以為對方應訴了就是通知到達了，我認為沒有到達。我說，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說的。法官說，我不和你說那些。法院最終采納了我的一部分意見，但對原告的另一個可以一并處理的訴訟請求卻不予處理，讓原告另行訴訟。

我不知道該法官是確實對合同法不理解呢還是有別的什么原因。但至少說明法律的規定在這方面存在著漏洞，而這一漏洞不但使立法者精心設計的這一制度形同虛設，而且還造成了對解除權人不利的后果。如果這一局面不盡快改變，不但不利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不利于司法的統一，從而影響司法的權威。

在前述評情況下，解除權人不起訴就無法實現自己的實體權利，如果起訴，有的法院不受理，有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而在象我代理的這個案件，法院要求解除權人分兩次起訴。從而使解除權人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當事人如果不起訴，其實體權利就不能實現;當事人如果起訴，就存在訴訟風險。這一風險包括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風險、被人民法院駁回訴訟請求的風險、分次起訴的風險，以及為此而付出的金錢、時間和精力。同時，如果解除權人提起訴訟，自己就要承擔舉證責任，而在大部分人民法院看來，解除權人這一證明責任不是證明其通知了合同相對方，而是要解除權人證明解除條件成立。這就將相對方的義務轉嫁給了解除權人，從而與我國合同法設立這一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馳。從實例可以看出，《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設計的合同解除制度本來是要為解除權人行使解除權提供方便的，但在現實中卻造成了對解除權人不利的后果。

《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是對合同解除權人解除權行使方式及效力的擴大而不是限制。以合同解除的方式為標準，合同解除可以分為自然解除、通知解除和訴訟解除。我國法律規定了通知解除而未采取自然解除。原《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和《技術合同法》均規定解除權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規定時通知對方解除合同。“通知”是解除權人的義務，但合同是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還是法院或仲裁機構裁決才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三部合同法都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歷來，裁判機關依照原告的訴訟請求裁決解除合同是通常的做法，實踐中也并未懷疑原告是否可以起訴請求裁決解除合同，也鮮有相對方提起合同解除的異議之訴，實際上形成了合同的訴訟解除。統一《合同法》對“通知”的效力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即“通知”到達對方時不僅產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還產生對解除的時間之確定效力。由于《合同法》對通知的效力作出了更為明確的規定，通知解除的方式在民事生活中逐步被運用。通知解除的優點在于方便快捷，解除權人可以在通知解除合同后，即終止履行其原合同義務而不負違約責任。通知解除的弊端在于：合同解除的效力沒有得到法律的確認，不具有直接的強制確認力;解除權人可能承擔違約的風險。訴訟解除的優點在于合同解除的效力得到法律的認可，具有直接的強制確認力。訴訟解除的不利之處在于訴訟的滯后性和高成本。合同法明確規定通知解除的方式，可以有效克服以前訴訟解除合同方式的弊端，但是只承認通知解除而沒有規定當通知不能到達對方時怎么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