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梁某在被告處投保了家庭財產保險，并按約交納了保費，在保險期間內，原告房屋垮塌，要求被告按約定賠償原告財產損失11127.5元，被告以原告的房屋成為危房時沒有及時通知保險公司，按保險法規定屬于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公司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為由拒絕賠償，故原告訴至法院。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該保險事故是否系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及如何認定“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的，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的規定。

一、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分析

以我國現行保險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的，被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保險人解除合同的，應當將已收取的保險費，按照合同約定扣除自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應收的部分后，退還投保人。”“被保險人未履行前款規定的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二、構成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情形

從現行的法律規定看，保險合同履行過程中，保險標的的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導致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變更保險標的的用途;保險標的的自身發生意外引起物理、化學反應;保險標的的周圍環境發生變化等。由于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直接影響保險人的保險責任，關系到保險人的利益，保險人在知悉后，都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通知的具體時間、方式和范圍可以由保險合同約定。

在實踐中判斷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是否顯著增加，主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危險程度的增加對保險人是重要的，將可能影響保險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第二，危險程度的增加是合同訂立時所無法預料的。在保險合同期間，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可能隨時發生變化，但有些變化是合同訂立時可以預料的,這種變化是合同訂立時，保險人和投保人都可以預料的，屬于保險責任的范圍，這種變化不屬于危險程度的顯著增加。第三，危險程度的增加是持續的。危險程度暫時增加，隨后又恢復的，不屬于危險程度顯著增加。

三、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履行

(一)通知義務的主體

因被保險人在財產保險中往往是財產的所有人或利害關系人，直接管領控制該財產，與保險標的間的關系密切，對其了解最為直接全面，沒有人比自己更能在意自己的利益。因此，現行法上，我國保險法只在財產保險中規定被保險人有此通知義務。而在在人身保險，被保險人的生命或身體即是保險標的，對其情況自然最為明了，因此，法律令其負通知義務理所當然。至于投保人是否應是通知義務人，從各國立法來看，都把投保人列為通知義務人。依據在于投保人是向保險人發出要約，交付保險費并與保險人訂立合同的當事人，在我國保險法中還要求其與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因此，投保人應履行保險合同規定的相關通知義務。關于受益人之是否應負通知義務，筆者認為，受益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保險合同的純粹利益人，法律自不應令其負擔額外的義務，且在現實生活中，受益人對被保險人的財產及人身的風險情況變化亦未必能加以了解和控制，因此，不宜將其列為通知義務人。

(二)通知時的時間

我國保險法雖對危險增加未進行類型化規定，其通知時間在第法律規定中以“及時通知”為概括規定，但何謂“及時通知”，從文意解釋應以知悉后立即通知為其本意。其目的在于對保險人承擔比締約時加重的風險的不當利益進行救濟，最終控制風險，使其與投保人之間合理分擔風險，獲得保險保障。

(三)通知的方式

從我國保險法及其他規定看，對此未予明確規定。由于保險法為民法特別法，系典型私法，亦應遵循合同自由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與社會公共利益皆可。

四、保險人對危險增加的處理方法

保險標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被保險人履行了危險通知義務后，保險人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要求增加保險費;二是解除保險合同。對于第一種情況，如果被保險人不同意增加保險費或者未按照約定的期限交納增加的保險費，保險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保險人解除合同的，應當將已收取的保險費，按照合同約定扣除自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應收的部分后，退還投保人。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時，未依法按照合同約定履行通知義務的，對因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所造成的保險標的損失，保險人不承擔支付保險賠償金的責任。

最終本案經審理查明，在保險期間內，原告的房屋因雨致使房頂漏雨、墻皮脫落、煙囪倒塌，是原、被告雙方在簽訂合同時，雙方可以預見的危險，屬于發生雙方合同約定的承保責任范圍內的保險事故，不屬于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故對被告關于原告的損失，系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應拒賠償的抗辯主張，本院不予采信。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各項損失五千余元，本判決現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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