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約金過高的判例

案例1：

2005年11月6日，柳某與某建筑開發有限公司第十項目經理部簽訂《建設工程材料供貨合同》，約定由柳某向其長安新都市4號、5號、8號住宅樓工地供應竹膠板、方木等建材。同時約定，某建筑開發有限公司逾期給付柳某貨款，應承擔日計萬分之五的違約金。2005年11月15日至12月21日柳某共向項目部供貨487870元，項目部陸續支付419000元，下欠68870元未付。柳某訴至法院，請求法院判令某建筑開發有限公司支付欠款68870元，并承擔違約金4萬元及訴訟費用。法院受理該案后，乙某建筑開發有限公司答辯稱，與原告簽訂的購貨合同、補充協議屬實，其已經支付給柳某貨款419000元，柳某請求的違約金過高，請求法院依法適當減少。

案例2：

田某與趙某簽訂60萬元標的額的鋼材買賣合同，約定遲延履行違約金為總價款的30%。后因買受人趙某遲延履行60萬元付款義務，逾期12天，田某訴至法院，要求趙某按照雙方的約定支付違約金18萬元。田某認為其逾期付款僅僅只有12天，就要承擔18萬元違約金顯失公平，雙方先前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法院依法予以調整。

案例分析

上面兩個案例均涉及到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當事人要求法院調整時，法官如何理解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問題。本文主要從分析違約金的法律性質入手，談談對違約金約定“過高”的認識，進而探討在商事審判中法官如何正確理解和適用《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的規定，如何正確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權。

關于違約金的含義

一般認為，違約金是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預先約定的，當一方違約時應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量的金錢。違約金作為一種違約責任形式，具有賠償性、懲罰性和約束性等特點。所謂賠償性違約金，是指合同當事人預先估計的損害賠償總額，也稱為損害賠償額的預定，一方當事人在支付了違約金后，不再承擔賠償損失責任或者實際履行責任(遲延履行債務的除外)。懲罰性違約金，是指法律直接規定或者合同約定的由違約方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金錢，以作為對違約行為的懲罰，該違約金的支付不影響損害賠償的存在及其范圍。法定違約金一般為懲罰性違約金，約定違約金以賠償性違約金為主，也可以是懲罰性違約金。違約金種類的不同對違約金數額的確定具有很大的影響。違約金的雙重性質在我國立法中都有體現。《民法通則》第112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一方違反合同時，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約定對于違反合同而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這一規定沒有將違約金與損失掛鉤，足以說明違約金具有懲罰性。但《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這表明違約金的數額以損失為參照，調整違約金數額的目的是使之與因違約造成的損失基本相當或者大致平衡，因而違約金具有補償性，目的是為了彌補受害方的損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同樣也規定：“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總體上而言，我國立法中違約金的法律性質是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

考慮到違約金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的法律性質，國家對合同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數額過高或低于損失的情況應予以調整。當違約金過分高于損失時，降低違約金，使其懲罰性減輕;當違約金低于損失時，予以調高，有利于保護守約方的利益，使違約金懲罰性加強。

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是，違約金有可能需要調高，也可能需要調低。法律對調高與調低規定了不同的條件。調高的條件是違約金低于違約所造成的損失，也就是說，只要損失高于違約金，法院就要應當事人的訴請進行調高以彌補受害方的損失，這一點尤其突出了違約金的補償性。而調低的條件是違約金過分高于違約所造成的損失，法院只有在違約金過分高于損失的情況下才能應當事人的訴請予以適當減少，“過高”是調低違約金的必要條件。若僅僅是高于損失，即使當事人要求調低，法院也不能進行調整。這一點則體現了違約金的懲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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