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侵權的救濟制度存在哪些問題?

1、救濟制度不統一，缺乏可操作性。

作為野生動物保護的根本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具有一般的地方法規不可比擬的效力位階。但是在對待野生動物致害救濟的問題上，該法律規定過于簡單和寬泛，對補償的主體、補償的標準以及補償經費的來源等問題含糊其詞。而且，該法將具體的操作規范賦權于地方，也導致了各地的立法規范不統一。盡管《野生動物保護法》有了明確的依據，但各個地方政府出于減輕財政支出等考量。除了部分省市外，其他省市或自治區遲遲未制定出相關規范。正是由于這種狀況，在野生動物致害的救濟操作中，常常是無法可依或者適法困難。

2、救濟范圍不周延。

從理論上講，任何的野生動物都可能發生致人損害之事實。然而，在我國，并非所有的野生動物致人損害的受害人均可得到法律的救濟。如前文所述，在野生動物致人損害中，受害人可以獲得救濟的侵害動物僅限于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這就意味著，對于不屬于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發生致人損害的事件，受害人是不能依據現行法來獲得任何的救濟。也就是說，對于受到非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侵害的受害人只能罵天恨地自認倒霉。

3、責任主體不夠明確。

有損害，就有責任。但是，責任必須追究到責任主體，損害的救濟才能落實。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屬于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發生致人損害，則應由“當地政府”給予補償。然而，“當地政府”是指哪級政府呢?省級?市級?縣級?鄉鎮級?即使明確了哪級，那么，又該由該級政府的哪個部門來負責具體的操作呢?由于責任主體不明確到位，常常導致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之間依法踢起了皮球。盡管云南、西藏等地多明確將負責審批的部門界定為縣(市)林業主管部門。然而，對于未出臺相關規范的省市來說，還是存在著上述的困境。

4、救濟標準有限。

對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發生的致人損害，盡管有救濟，但救濟標準有限。野生動物致人損害既包括人身損害，也包括財產損害，既有直接損失，也有間接損失。目前，我國對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致人損害的補償僅限于直接損失，對于間接損失一般不納入補償范圍。而且，如前文所述，即使是直接損失。補償標準也是比較低的。如《陜西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對造成居民人身傷害的，根據不同的損害程度。設置了補償標準的上限規定。在2009年以前，云南省對野生動物造成的家畜、農作物的補償比例僅維持在15%～30%之間。

5、司法救濟途徑不通暢。

司法救濟是維護合法權益和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與最后保障。然而，在我國現行的救濟制度下。如果受害者得不到應有的補償，或認為未得到合理的補償，則很難通過司法途徑進行權益救濟。目前。尚無任何資料表明，曾有受害者因國家補償不合理或未得到補償而提起訴訟的實例。

現在國家明確的就是部分野生動物是屬于一級或二級重點保護動物，但是野生動物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攻擊和危害性的，在民眾無意傷害到野生動物的情況下，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可是，如若野生動物傷害到了自身，就算追究賠償責任，恐怕民眾都不知道將誰列為被告方。

動物致人損害侵權誰來舉證？

商標侵權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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