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侮辱罪是自訴案件，需要被害人自己提起訴訟。被告人可以對指控事實進行辯護，本文整理了一篇侮辱罪辯護詞，詳情請看下文。

陳××被指控侮辱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作為本案第一被告陳××的辯護人，我認為，公安機關對本案進行立案偵查和檢察機關對本案提起公訴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條關于刑事案件分工負責的管轄規定，且指控陳××犯侮辱罪，罪名不能成立，對此，我為被告人陳××提出如下辯護意見，望合議庭能予以充分重視。

一、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其立案偵查和提起公訴違法法律規定，屬嚴重的程序違法。

根據我國《刑法》第246條的規定，侮辱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根據該法第98條的規定，告訴才處理，是指被害人告訴才處理，根據第18條的規定，此類告訴才處理的犯罪，由人民法院管轄、直接受理。被害人本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的，才啟動刑事訴訟程序，屬于自訴案件，被害人沒有親自向法院提出控告的，不能啟動刑事訴訟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的規定，自訴案件主要分為二大類，一類是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包括侮辱罪，共有五種罪名;一類是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共有八種罪名。第一類五種罪名只能自訴，不能公訴，即被害人親自告訴，該權利屬于私權。向誰告訴呢?只能向人民法院告訴!如果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告知其向人民法院告訴，如果此前公安機關已經立案的，還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撤消案件。當然，對于第一類告訴罪，如果出現法律規定的情況，則轉化為公訴罪，應當提起公訴，否則不能作為公訴案件。根據《刑法》第246條第二款的規定，告訴罪轉化為公訴罪的條件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起訴書認定本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并以此為由提起公訴，我認為，起訴書認定本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沒有事實根據，是錯誤的，不符合立法原意。從刑事審判實踐結合《刑法》第257條第二款和第260條第二款的規定，所謂“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是指犯侮辱罪導致被害人精神失常、重傷或者不堪侮辱自殺死亡的，或者是在公共場所公然侮辱他人，引起諸如交通堵塞，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的。本案沒有發生被害人精神失常、重傷或者死亡的后果。至于公訴人提出的本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三條理由：一、本案發生在單位內部;二、十幾名職工在場圍觀;三、被害人在上班，單位秩序遭到破壞。我認為，公訴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單位內部并非公共場所，即使十多名職工圍觀，也根本不會造成社會秩序嚴重混亂，且上峰水庫的生產、經營活動也未受到任何影響，并且《刑法》規定的對“危害社會秩序”強調的是“嚴重”。起訴書認定本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是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混同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必定是犯罪行為，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卻不一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混淆。

綜上所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本案沒有管轄權，本案不能作為公訴案件，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包括對被告人刑事拘留和逮捕，以及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違反法律規定，是以國家公權力介入私權，混淆了自訴程序和公訴程序。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是絕不能容許以犧牲“有法必依”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為代價，去執行所謂的“違法必究”，以一個違法行為去追究另一個違法行為，這是違背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

二、起訴書指控陳文生犯侮辱罪，罪名不能成立。

1、如上所述，根據《刑法》第246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三款關于自訴案件管轄的規定，公安機關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其超越法定管轄權限進行立案偵查是違法的，所取得的偵查證據屬無效證據，應予排除，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2、退一步講，即使公訴人向法庭所舉的這些證據沒有存在上述所說的程序違法問題，那么這些證據也不足以證明陳文生犯侮辱罪。

根據《刑法》第246條的規定，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貶低、損害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其犯罪構成為，客觀上行為人必須具有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行為;主觀上必須是直接故意，故意的內容為貶低、損害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間接故意則不構成本罪。依上述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我認為，起訴書對陳文生的指控不能成立：

第一、 陳文生沒有與曾凡坑、楊添喜犯侮辱罪的共同故意。

根據曾凡坑、楊添喜的供述和陳文生、曾凡坑的手機通話記錄等證據，現作一概括分析，楊添喜在案卷74頁的供述稱，“這一趟只是大家客套話講一些，沒有再講些什么，但我想他(陳文生)請我上去，目的就是如果出現什么事情請我去幫忙制止而已”，很明顯，陳文生或者曾凡坑根本沒有要求楊添喜教訓被害人，而是因為在閑談中談及“6·30”職工發難一事，楊添喜自己猜測認為陳文生要求他今后若有事請他去幫忙制止而已。至于起訴書認定的楊添喜當場表示若有事將叫一些人來教訓，對此，楊添喜的口供筆錄中，以及庭審中，沒有只言片語的供述，故該認定沒有證據證明。再退一步講，依起訴書認定，暗示“幫忙”表示“教訓”“授意”均不能證明在7月22日案發之前，陳文生與曾凡坑、楊添喜具有侮辱他人的共同犯罪故意。案發當晚，即7月22日晚10時后，根據曾凡坑和楊添喜的一致供述，曾凡坑第一次向楊添喜打電話，僅告知楊添喜“我這里有人鬧事”，楊添喜答說“好，我上去看看”，通話時間17秒，通話內容僅此而已。陳文生撥打楊添喜家里電話(僅此一次)通話時間21秒，據楊添喜供述，通話內容也僅限于告知“我這里有人鬧事”。曾凡坑第二次向楊添喜打手機問其“你有上來嗎”，楊添喜答說“到二級電站”，并問曾凡坑“要不要創他一下”，曾凡坑回答說：“不要，他在上班，去認識一下就好”，意思是叫楊添喜去向被害人口頭警告一下“不要惹事”，可見，如果說陳文生授意曾凡坑告知楊添喜，那么該授意的內容也僅為警告被害人，即曾凡坑對楊添喜所說的“不要，他在上班，去認識一下就好”(見案卷50頁、55-56頁、59頁、65-66頁，庭審供述也與此一致)，即使是起訴書認定的授意內容為“教訓”，那也不能據此認定陳文生有侮辱被害人的故意。本案中，楊添喜讓被害人下跪前即有警告、教訓、毆打的故意，但下跪爬行的侮辱則是臨時起意，對此，楊添喜的口供筆錄“他可能是怕我們再打，就對我們說：‘我去向領導跪認錯好嗎’”(見案卷第76頁)，和庭審供述基本一致，同案人黃進德供述稱 “同時聽到蔡燕勇說：‘不要再打我，我去向領導認錯’”、“走到管理處大門處，這時我們幾人都叫燕勇跪下去，這是由于燕勇有跟我們說，‘我在這里跪著去向領導認錯’，我們才叫燕勇跪下去”，兩同案人的供述一致，能夠相互印證，可見侮辱的故意是楊添喜及其同案人的臨時起意。即使楊添喜有打手機問陳文生和陳文生站在二樓觀看喊話，但陳文生沒有回答楊添喜，不能據此認定陳文生有共同侮辱故意，至于陳文生站在二樓觀看喊話(陳文生否認有看到被害人下跪)，那是侮辱行為已成既成事實，同樣不能據此認定陳文生有侮辱故意。

第二、三被告人之間也沒有共同犯罪行為。共同犯罪行為是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所謂共同犯罪行為，是指每個共同犯罪人基于共同犯罪故意，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共同實施、完成犯罪行為。陳文生既沒有與另兩被告有侮辱被害人的共同犯罪故意，也沒有與楊添喜等人一起實施共同犯罪行為。本案中，侮辱行為純粹是由楊添喜及其同伙實施完成，陳文生沒有共同犯罪行為。

《刑法》第25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這里特別強調共同故意，而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均為共同犯罪的構成案件，不能把沒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的陳文生作為犯罪人加以追究。

綜上所述，侮辱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由人民法院管轄、直接受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其越權管轄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8條的規定，其立案偵查和提起公訴屬程序違法，且被告人陳文生也根本沒有犯指控的罪行。鑒此，我請求法庭建議檢察機關撤回對本案的起訴，或者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裁定終止本案審理，或者宣告被告人陳文生無罪。

我希望法庭對本案的審理只依據事實和法律，不受任何其他因素諸如社會輿論、新聞媒體的報道、被告人的職務級別、來自有關部門的過問等等的干擾和影響，依法獨立公正地審判。

以上辯護意見，敬請合議庭充分考慮和采納。

×××的辯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