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某某等三網民誹謗案的合議庭法官：

　　本辯護人受范某某家屬的委托，在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二法庭為上訴人范女士被控誹謗罪出庭辯護。

　　一、無論扣上誣告陷害罪，還是扣上誹謗罪，都顛覆了兩罪的立法初衷和法律構成，更是對言論自由的粗暴踐踏。

　　上訴人范某某的代書并對嚴曉玲之死訴告無門的事實之所以形成基本信賴，完全是基于林秀英、林愛德倆人的陳述。為了慎重起見，范某某還特地核實原始材料并強調要真實可靠，整個過程沒有任何指使或暗示林秀英、林愛德捏造事實的行為。定稿的文章是經過林秀英最后確認，文章提及的所有姓名及事實都由林秀英提供，即便存在某些記錄筆誤，根本沒有誹謗的主觀故意。而且，上訴人范某某不認識任何一個受害人，更與聶志雄等人沒有過節，也不存在收受錢財、受人請托而提起犯意的情形，所以也不具有誹謗犯罪動機。

　　1)一審判決認為例舉“網文一”有八條虛構事實、純屬捏造，并認定系范女士杜撰，是罔顧事實的。林秀英于2009年 7月9日12時11分至2009年7月9日15時11分所做的詢問筆錄內容就足以證明：“她拿出一份寫好的關于我女兒死亡事件的材料簡單給我們看了一下，她對我們說：“‘事情是這樣的嗎?’。我們說：‘是這樣的’”。開庭前辯方提供的《證據清單之二》，證據3，4(見偵查卷)佐證了上述事實。可見，范某某的代書行為與誹謗罪風牛馬不相及。

　　二審公訴人舉證稱：范某某那篇文章是經過多次修改之后才發到網上去的，并以記錄在案的QQ、gmail郵箱的文章保存時間作為判斷依據。既然互聯網發稿時間、編輯時間、發帖時間是特定的，不能更改，并已查清，為什么還將別人(編輯)自行采訪添加的“重要提示”內容強行扣到上訴人身上?

　　2)一審判決認定網文二有三條虛構事實，也認為純屬范女士捏造杜撰顯然違背事實。辯方之所以庭前申請，并反復強調應讓林秀英、林斯購、林愛德出庭質證，就在于認定網文二所依據的受害人證言是立足于林秀英不在家。經調查了解，當天林秀英不是不在家，而是看到來了許多車輛和人員，她躲到房后去了，由林愛德、林斯購出面應對。她聽到了雙方的對話實況，便將情況電話告知范女士，范女士發稿后，幾小時就被馬尾警方抓走。就這么幾小時，居然就造成了邱吉謂、陳繼魁人格尊嚴和名譽受貶損，嚴重損害了警方執法公信力，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秩序的安定穩定，這幾名證人居然搖身一變成“受害人”。

　　林秀英電告范某某，關于閩清縣政法書記、公安局副局長邱吉謂、陳繼魁等10余人到林秀英家中恐嚇一節，林秀英也從不否定。可是馬尾公安、馬尾檢察院、一審法院始終沒有向被恐嚇的林秀英及家人調查核實，卻偏聽偏信邱吉謂、陳繼魁等一面之詞，想當然的在判決書中認定：范某某“杜撰了邱吉謂、陳繼魁等10余人到林秀英家中恐嚇、辱罵的具體情節”。

　　由于一審法院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突襲式審判”徑自改變罪名判處范某某等三網民構成誹謗罪，客觀上導致指控近九個月的一審上訴人自辯和律師辯護無的放矢，喪失了對誹謗罪名的辯護。

　　二、本案以誹謗罪進行公訴，且罪名隨心所欲變更，違背立法精神，只有嚴格依法限制誹謗罪公訴才能整治“官員網絡恐懼癥”

　　本案審理經歷了涉密不許律師會見——非涉密允許律師會見;從治安拘留——刑事拘留;從涉嫌誹謗罪拘留——涉嫌誣告陷害逮捕——誹謗罪定罪量刑;從自訴(無人自訴)——公訴——自訴(無人自訴)的全過程。

　　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可見，誹謗罪的公訴必須符合兩個“嚴重”的要素，其一要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其二要嚴重危害社會秩序。

　　所謂情節嚴重，一般司法實踐中都限定在誹謗他人致其精神失常或導致被害人自殺的等極個別的情形。

　　一審法院是這樣評判兩個“嚴重”的：三被告人指責基層行政、司法部門人員違法辦案。不僅造成多名被害人個人的人格、名譽嚴重受損，被害人家庭的聲譽、精神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還包括醫院在內的多家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影響、擾亂了互聯網正常的管理秩序、對當地基層組織、行政機關、司法部門的形象和聲譽造成嚴重損害，從而認定本案三被告人行為及其后果屬于情節嚴重”。

　　鑒于最高人民法院未對刑法典第246條第2款的“但書”————“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進行司法解釋。本辯護人試圖通過負責誹謗公訴案件管轄的公安部發布的有關通知以及刑法學者的學理解釋中尋求對誹謗案進行公訴的合理邊界。

　　2008年前后，重慶彭水、遼寧西豐、山西稷山等眾多誹謗案屢屢見諸報端。2009年4月3日，公安部作為誹謗公訴主管部門特地發布了《關于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該《通知》首先指出：對誹謗案件的公訴“引起了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損害了公安機關形象和執法公信力”。而且該《通知》還非常明智的指出：“部分群眾對一些社會消極現象發牢騷、吐怨氣，甚至發表一些偏激言論，在所難免。如果將群眾的批評、牢騷以及一些偏激言論視作侮辱、誹謗，使用刑罰或治安處罰的方式解決，不僅于法無據，而且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借機攻擊我國的社會制度和司法制度，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該《通知》還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做了嚴格的規定：對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侮辱、誹謗行為，應當認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以侮辱罪、誹謗罪立案偵查，作為公訴案件辦理：(一)因侮辱、誹謗行為導致群體性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二)因侮辱、誹謗外交使節、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人員，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三)因侮辱、誹謗行為給國家利益造成嚴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與彭新林兩位刑法學者在2009年第5期《法學評論》上發表《“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范圍如何確定——對刑法典第246條第2款但書規定的理解》。

　　該文指出：誹謗地方黨政領導人一般不屬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范圍的確定，不能局限于僅從后果、對象的角度進行解釋。何謂本條但書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通說的見解認為，主要是指侮辱、誹謗行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的;侮辱、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外交代表，嚴重損害國家形象或者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等。在我們看來，刑法典第246條第2款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范圍應當作嚴格解釋，對于誹謗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案件，除非發生由于侮辱、誹謗行為致使該地方黨政領導

　　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等嚴重后果，否則就不宜認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而對一般的誹謗犯罪行為不宜動用公訴權力進行刑事追究。綜上，對于誹謗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案件，除非發生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等嚴重后果，否則也不宜適用刑法典第246條第2款的但書規定。

　　本案所謂的被害人陳繼魁(閩清縣政法委副書記)、涂義鏗(閩清縣檢察院副檢察長)、邱吉謂(閩清縣公安局副局長)和聶志雄等均沒有出現任何嚴重的損害結果(如精神失常、自殺)，更沒有因為這篇文章導致社會秩序嚴重損害，如引發群體性事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辯方在一審時就指出我們對網絡的管理還在“摸石頭過河”(2010年6月18日全國四百多名紀委書記培訓班的課程之一就是如何用好互聯網)，不能苛求老百姓對紛紜復雜的境內外網站分清敵我友、左中右，如有“差錯”就扣上“境外敵對網站的勾聯人”大帽子。這同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2010.6.8)精神相悖。希望二審法院依法據實，乘“兩高三部”發布兩大刑事證據《規定》的東風，不屈從任何壓力，獨立審判!

　　綜上，本辯護人認為范某某無罪，應當庭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