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法學界、法律界對于在我國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中，也初步的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但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請求的主體以及賠償標準等問題還未有明確的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對該問題的處理上出現較大差異。對此，筆-者擬就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一點淺見，以供探討。一、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一）、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首先應涵蓋人身權的全部內容。精神損害賠償是法律基于對自然人、法人的人身權受到侵害而采取的一種法律救濟手段，依照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范圍僅限于公民的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榮譽權遭受侵害和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遭受侵害。除此之外，公民、法人的其他人身權遭受侵害，不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民法通則》所規定的人身權卻不限于此，還包括生命健康權、婚姻自主權、男女平等權，還有有關婚姻、家庭、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的人身合法權益等。這些人身權與前述的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榮譽權一樣，是人身的基本權利，只有這些權利結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地保護人身權。在現實生活中，還遇到貞操權、隱私權受到侵害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實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第140條規定將侵害隱私權列入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但是僅作這些規定對人身權的精神損害賠償的保護還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從現實情況來看，正是由于《民法通則》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的限制性規定，使實踐中許多人身權受到侵害的公民無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因此，首先應將《民法通則》中只規定對“四權”的保護擴大到對所有人身權的保護。對社會生活中常見的侵權行為，如侵害隱私權、自由權、生命健康權、貞操權，采用明確列舉的方式單獨列出，給予特定保護，并可以原則性地概括對一般人身權的侵害也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有人會擔心擴大這一范圍會導致人格商品化的傾向，并會引起濫訴。其實，這種擔心也是不必要的，精神損害的賠償是否會產生人格權商品化的消極影響，取決于的它的適用是否慎重，而擴大適用范圍，只是為了更加充分的保護人身權，兩者并不矛盾。其次，還應將對死者人格權的保護提高到立法的層次上。對于死者人格權的保護，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保護死者名譽權、確認死者家屬和近親屬享有訴訟權的司法解釋，但筆-者認為司法解釋的權威性、公開性較之法律都有許多不足，所以應從立法上加以確認。死者能否成為精神損害賠償主體是與死者的人身權該不該受到保護聯系在一起的。公民死亡，其作為民事主體的資格就消失，也就不再享有民事權利，也無法成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當公民死亡后，其人身權受到損害的情況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利用死者的姓名行騙，利用死者肖像作商業廣告，揭露死者生前隱私，毀損死者名譽的。諸如此類的行徑不僅僅違背了社會善良風俗，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而且給死者的近親屬也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傷，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不論是從保護死者及其近親屬利益的角度還是保護社會利益的角度，都應對死者的人身權進行保護。既然對死者的人身權必須進行保護，那么就必然要對由于侵害死者人身權而引起的精神損害進行賠償。一般認為，“死者近親屬得請求兩種精神損害賠償，一是代死者要求進行精神損害賠償，二是侵權行為本身給死者近親屬造成的精神損害賠償。”[1]（二）、在特殊情況下，對財產權的侵犯也應可以適用精神損害賠償。如對特殊物品的玷污毀損，物主除有權請求賠償財產損失外，還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些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都是物主通過一定的方式取得的，它除具備同類物的一般特征外，還蘊含著特別的含義。如祖傳家寶、結婚紀念物、手工作品等。這些物品具有兩大特點：一是不易恢復原狀，二是抽象價值難以估量。物主保存這些物品實際上是在保存某種珍貴的精神財富，對這些物品玷污毀損實際上是破壞了物主保存的特定的精神氛圍，給物主造成了精神上的損害，因此物主有權請求并獲得精神損害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