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確定地域管轄的考量因素——“以原告就被告原則”為例
古今中外確定地域管轄的依據,有兩個思潮或者說兩個流派:其一,法院中心主義,或曰審判便利主義;其二,當事人中心主義,或曰權利衡平主義。前者以法院的利益為出發點,強調案件審判的方便和便利;后者以當事人的權益為出發點,強調保護、平衡及協調當事人之間,尤其是原、被告之間的風險和利益。
原告就被告原則,是一個世界性的地域管轄原則,也是一個古老的原則!在西方,這一原則可以追索到羅馬法,循古老的拉丁格言“actorsequiturforumrei(原告必須向被告的法院提起訴訟)”。在中國,這一原則可以追索到漢唐,比如《唐六典》卷六“刑部”規定了“先由本司本貫”受理案件的管轄規則。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就不能是“被告就原告”呢?解決這個疑問,就會牽出我們上面提到的兩個思潮或說兩個流派。
第一、從法院中心主義看來,“原告就被告”,而不是反過來,有如下的原因:
1、有利于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迅速查明事實,正確處理民事糾紛。
2、有利于法院傳喚被告參加訴訟,查明案情。
3、有利于判決后的執行。由于被告所在地的法院方便對敗訴的被告的人身和財產等實施控制,能夠保證原告勝訴的情況下判決的順利執行。
第二、從當事人中心主義看來,“原告就被告”,而不是反過來,有如下的原因:
1、有利于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被告是被請求者,從程序的啟動上屬于被動的一方,應當獲得一定的保護。由被告一方的法院管轄,更加有利于保護被告一方的利益。
2、有利于防止被告倉促迎戰,疲于奔命。正因為從程序上來說,被告是別動拉入訴訟的一方,時間上也往往緊迫,沒有機會提前準備,常常面臨被迫倉促迎戰;如果從地域管轄方面,再不確定原告就被告原則,則會使得被告面對突然而來的訴訟,被迫千里迢迢去外地應訴,疲于奔命,于理于情均為不妥;
3、有利于避免被告對訴訟發生地的不可預知性,確定社會交易和經濟生活參與者的風險。國家或者社會這么大,社會交易和經濟生活的參與者這么多,如果不能夠確定訴訟中的原告就被告原則;對于每一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個體來說,即意味著自己不知道何時、何地會被陌生的人拖進訴訟,甚至在遙遠、陌生的地方被拖進自己不可預知的訴訟!這樣會使得人人自危,整個社會沒有安全感,從而影響社會交易和經濟生活穩定。
4、有利于抑制原告濫用起訴權,使被告免受原告不當訴訟的侵擾。由于在遠方訴訟很不方便,且要支出昂貴的費用,這樣原告在起訴前會慎重考慮,不輕易提起訴訟。從而可以避免被告陷入任由不誠實的原告擺布的境地。
二、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崛起及其考量因素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法院中心主義和當事人中心主義均是確定地域管轄的重要考慮因素,兩者缺一不可。
而且從歷史發展來看,越是在古代、越是在官本位濃厚的地方,法院中心主義的權重越大;越是到近現代,越是在市場經濟成熟和民本位濃厚的地方,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影響則越來越重要!
法院中心主義,由于主要是站在法院一方考慮問題,所以較為簡單,會產生的爭議較少。但是,當事人中心主義,因為當事人至少包括原、被告兩方,因此還牽涉到如何平衡原、被告利益的問題,較為復雜。
當事人中心主義確定地域管轄時,主要考慮兩個方面:
第一、有利于明確和確定社會交易和經濟生活參與者的風險;減少人們對被不可預知的拉入訴訟的恐懼。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對未知和不可預料的恐懼,遠大于明確和可知;不然人們就會感到不可控,不安全。因此,地域管轄劃分的標準之一就是要避免給人們造成這種不可控、不可預知性。比如我們前面探討的“原告就被告原則”,因為原告是訴訟程序的發動者,被告是被動接受者,因此被告對訴訟產生的不可預知性和不可控性感受更加強烈,因此用“原告就被告”來減除和平衡被告的這種恐懼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在滿足前者的前提下,盡量均衡原、被告之間的利益。
三、當事人中心主義在合同糾紛中的新應用
隨著現代訴訟法律的進步,地域管轄的確定已經越來越多的突破了單純的“原告就被告”原則,但是在突破的同時,依然遵循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原則,盡量消除被告對訴訟的不可預知性。
現代立法中,合同糾紛中地域管轄,除了被告住所地之外,還增加了合同履行地為管轄地。從當事人中心主義來看,這是如何考量的呢?
首先,被告在簽訂合同時,合同履行地是可以預知的和可控的,因此增加合同履行地為管轄地,不會造成原告對管轄地的不可預知的恐懼。
其次,增加合同履行地為管轄地,給了原告更多的選擇;使其可以避免其必須要到非常遙遠、陌生的地方(被告所在地)去訴訟;也消除了原告對未知和失控的恐懼。
可見,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原、被告可能都來自五湖四海彼此相距遙遠的地方,大家共同走到一個城市、一個地域展開交易;增加合同履行地為管轄地,同時避免了原、被告雙方對訴訟地的不可預知性,考慮了原、被告雙方的利益均衡;有利于保障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交易安全!
四、當事人中心主義在侵權糾紛中的新應用
現代立法中,侵權糾紛中地域管轄,除了被告住所地之外,還增加了侵權行為地為管轄地。當事人中心主義來看,這又是如何考量的呢?
首先,由于實施侵權行為多是一種主動行為,在哪里實施侵權行為或者向哪里實施侵權行為,往往是侵權人能夠控制和掌握的。因此,增加了侵權行為地作為管轄地,對于作為被告的侵權者來說,并不會增加其對訴訟地的不可預知性。
其次,在侵權法律關系中,作為原告的侵權行為受害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動的。增加侵權行為地作為管轄地,供原告選擇,避免了原告遭遇突如其來的傷害,還要到遙遠和未知的地方(被告住所地,往往是被告戶籍地)去救濟權利。
因此,現代立法對“原告就被告”這一古老原則的突破,也正是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勝利和體現!
五、當事人中心主義視角下的新民訴法及其解釋
2015年01月30日正式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民訴法解釋》)第20條,將通過信息網絡訂立的、非通過信息網絡交付的、一般商品買賣合同的履行地,明確為收貨地。以及《民訴法解釋》第25條將信息網絡侵權行為實施地突破到實施侵權行為的計算機設備所在地,將侵權結果發生地明確為被侵權人所在地。也都是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勝利!
因為,在買賣合同法律關系中,被告作為賣家不可能對收貨地沒有預知或不可控制。而在網絡信息侵權法律關系中,作為主動行為的侵權人,多數情況下也并非不可預料實施行為的計算機設備所在地或被侵權人所在地。
因此,對于專利侵權的地域管轄問題,無論是2015年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專利案件若干規定》)中的第5條,還是2015年新實施的《民訴法解釋》第24條,都強調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都能作為侵權行為地。這些也都是上述當事人中心主義的體現。
這樣,在不造成被告不可預知性和不可控性的前提下,在“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則之外,增加以上連接點來確定管轄,避免了原告必須到遙遠的、陌生的地方(被告所在地,實踐中往往是被告戶籍地)去維護權利。既兼顧了原、被告之間的風險和利益,又降低了市場交易者對不可控的恐懼,有利于促進市場交易。
而這樣規定,雖然可能并不符合法院中心主義對地域管轄的衡量標準,但絕對是當事人中心主義的巨大進步和勝利!
六、當事人中心主義對本案地域管轄的影響
(一)本案不可能在買受人所在地或者侵權人住所地管轄
對于《門外案件》一文中提到的真實案例。
首先,其雖然是“以信息網絡的形式訂立的買賣(銷售)合同”,并且此銷售行為涉嫌專利侵權;但其本身并非“信息網絡侵權行為”,因此不可能引用《民訴法解釋》第25條。
另外,由于本案中通過信息網絡購買的涉嫌侵權產品為手機套,其并非屬于能夠通過信息網絡交付的標的,根據《民訴法解釋》第20條的規定,其自然不可能以買受人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而只能以收貨地為合同履行地。
因此,原告不選擇買受人住所地或侵權人住所地作為地域管轄的連接點,倒不僅僅因為原告是臺灣企業;因為換成原告是新疆企業,照樣不能。
(二)收貨地北京恰恰是本案合適的管轄地之一
如果從法院中心主義的觀點來看,從便于法院審判的角度來看,自然是將本案推到被告住所地要比留在收貨地的北京更加便利審判。但是,如果從當事人中心主義的角度來看,此事并非那么簡單。
第一,從原、被告利益平衡的角度看,收貨地恰恰是合適的管轄地。
因為,如前所述,在“銷售”這一侵權法律關系中,被告作為銷售合同的一方,不可能對收貨地感到不可預知或不可控制,因此增加收貨地為地域管轄的連接點,并不會增加其對訴訟地的不可預知性和不可控制性。而對原告來說,增加收貨地為專利侵權之訴地域管轄的連接點,豐富了其選擇權,可以避免其被動遭受侵權還只能到遙遠、陌生的被告所在地去維權而產生的不利性和不便性。
可見,將收貨地作為管轄地,實際上存在一種原、被告之間利益的均衡。這種平衡,既兼顧了被告的利益,也兼顧了原告的利益。
——因為整個侵權法律關系成立或侵權訴訟啟動的第一主動權依然掌握在被告(侵權者)的手里。被告不僅可以主動決定是否實施涉嫌侵權行為,還可以主動決定將涉嫌侵權產品,“銷售”到這里或那里,或者不銷售到這里或那里。
但是,被告一旦做出某一侵權行為,包括把涉嫌侵權商品銷售到某地之后,選擇(法院進行權利救濟)的主動權就轉移了原告,其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或銷售到的地方,進行主動選擇。
比如,一個在廣東的被告(侵權者),其在長江以南有某種優勢;再比如一個北京的原告(被侵權者),其在長江以北有某種優勢。如果被告顧忌原告在長江以北的優勢,其將自己涉嫌侵權產品的銷售控制在長江以南即可。但是,如果被告選擇無視原告這種優勢,依然銷售到長江以北某地,是其自己主動的選擇。此時,就不應該再限制原告對管轄權的選擇了。這樣,才能達到原、被告之間風險和利益均衡!
在本案中,雖然是通過信息網絡進行的銷售行為,但是,是否將收貨地確定為北京,或者是否銷售給將收貨地指定為北京的購買者,均是被告可以控制的。
被告作為市場經濟的自由人,其居然自主決定了將收貨地確定為北京,其就要承擔由此造成的地域管轄方面的風險。不然,就是對原告(被侵權者)的不公!
這也正是新的《民訴法》《民訴法解釋》等法律突破了單一“原告就被告”地域管轄原則的法理基礎之一。
第二,從專利侵權法律關系與銷售合同法律關系之關聯性看,收貨地也是合適的管轄地。
《專利法》規定制造、銷售、使用等,均可以是專利侵權行為。其中,制造、使用等侵權行為,自然完全可以由一個法律主體單獨完成,但是要進行“銷售”這一侵權行為,涉嫌侵權者必須要進入一個交易,即產生一個合同法律關系。
在一個交易合同中,有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收貨地、買賣雙方所在地等連接點;而在“銷售”這一專利侵權行為中,有行為實施地和結果發生地。
因此,“銷售”這一專利侵權行為的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必然也只能在該交易合同的“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收貨地、買賣雙方所在地等”之中選擇。這樣,法律關于“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收貨地、買賣雙方所在地等”的規定,怎么可能會不約束“銷售”這一專利侵權行為的實施地(或結果發生地)呢?
其實,對于“銷售”這一侵權行為,銷售合同的履行地就是其“銷售”實施地!不然,試問本案中“銷售”行為的實施地,究竟是哪個地?《民訴法解釋》第20條將此種情況下的收貨地確定為合同履行地,實際上也就是將收貨地確定為了“銷售”行為的實施地。因此,收貨地,自然是合適的管轄地。
可見《門外案件》一文中提到的案例,如果單純從法院中心主義的角度出發,自然是能夠將其推出北京法院的大門最好!因為,畢竟它完全可能會給我們北京法院的審理工作,帶來諸多不便。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高揚當事人主義的大旗,充分考慮原、被告之間的利益和平衡,則將北京法院作為地域管轄法院之一,是本案不二的選擇。
(三)實踐中,我們如何證明“銷售行為”的侵權事實
在《門外案件》一文中,作者提出了一種比較新奇的觀點——“在知識產權侵權糾紛語境下的銷售行為,是指銷售者向不特定的消費者有償提供被控侵權產品的行為,而絕不是指某一次特定的交易行為”、“公證購買行為并不是原告指控被告的全部侵權行為”。
問題是若如此思維,實踐中的原告,究竟如何才能證明“全部侵權行為”?
俗話說:窺一斑而知全豹。又說:看一盒火柴是否能點燃,并不必將每一根都點燃試試!
讓原告證明“全部侵權行為”時,難道要求他將被告每一筆的交易都公證錄制下來嗎?顯然不可能!
實際上,原告公證證明一次被告將產品賣到了北京,就證明了被告有向北京賣產品多次、甚至許多次的現實可能性;就證明了之前和之后,被告完全存在可能已經多次、甚至許多次向北京銷售了產品。
至于,原告沒有能夠公證證明“被告在北京的全部的銷售行為”——第一沒有可能,第二沒有必要!
另外,原告是否還能夠公證證明“被告在北京更多次的銷售行為”,雖然并非一定必須,但畢竟還是個未知數。法律規定,訴訟中,至少到舉證期限屆滿以前,原、被告都可以補充新的證據。何況,訴訟實踐中的很多事實,還存在被告自認的情況,并非都要原告舉證證明。
如果原告這樣的權利和可能,直接就被立案庭擋在了法院的大門之外,成為了《門外案件》。試問原告的上述訴權如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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